EHS管理是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重要部分/彭琰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09:00:50   浏览:8864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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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制较完善的社会,基于相互的责任与监督,各主体都有披露相关信息的责任,对相关方及社会的承诺也在该信息披露的内容中。法律的平等性要求赋有责任越多的主体则信息披露就越透明具体,这就是法律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内涵的基本体现。政府、大企业、组织,凡是对他人或公众会造成潜在影响的都该如此。

EHS体系的方针与战略,就要求企业的管理者要对管理的运行做出承诺,管理者的信心也表现在这些承诺中。体系的主要因素或内容都旨表达具有足够的理由和能力对社会或相关方承担法律责任。

1、体系制定的一系列有效程序:是表明企业运行的程序性,这个程序化符合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旨在披露企业运行程序是清晰的、规范的,而不是混沌的。

2、体系管理的开放性:涉及了所有参与人,包括员工、承包商、合作者,旨在披露有序的管理渗透到企业运营的各个环节,没有出现故障环节的潜在可能性。这在向社会表明企业的严谨性和审慎性。

3、体系实施风险管理,建立应急机制:是在表明企业对紧急事件的补救能力。补救或挽救能力是一个主体综合能力的集中体现。一个家庭也罢,一个企业也罢,一个政府也罢,对突发危机性事件的处理程度意味着损害程度的大小。事件的损害程度大,则对相关人或社会的损害就会同比例增大,就会引起担忧,除事件造成的直接影响外,远期的间接影响也是相当大的。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也是承担责任和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4、体系的文件管理和实施监测活动:这实际上就是对自己运行中的所有行为进行证据性积累的过程。任何组织在法律和公众面前都有义务出示相关证据,而相关方和公众也有权利了解并掌握这些证据材料。

就像正在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调查的新东方公司的案例一样,说明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任何公司都有义务向美国政府和公众证明一个在离岸岛注册的公司是如何控制并运营一个完全在中国大陆经营的公司而给予审计的会计事务所也在中国,那么,这些运营及审计的证据性资料就要向美国证交会提供并向美国公众披露。此透明公开的法律义务使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更加艰难,为此投资者更加不喜欢中国概念股。

透明和公开,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惯性,习惯了隐藏和遮盖的人,对透明和公开是极其畏惧的。

环保产业的企业其实可以透过EHS管理炼就自己透明公开的胆略和惯性,以最终能面对法律和公众坦胸自己的核心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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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同业拆借利率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同业拆借利率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



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计划单列市、经济特区分行、各专业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
为建立以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改变现行同业拆借利率管理办法,今后同业拆借利率与再贷款利率联系起来,并实行期限管理。现对同业拆借利率水平进行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同业拆借各档次利率水平调整为:拆借期20天以内利率为13.14%,20天至3个月利率为13.32%,3个月至4个月利率为13.59%。
调整日期为:1995年3月21日。
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接到本文后,应及时组织专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及各级融资中心贯彻落实,并将执行新的同业拆借利率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上报总行。



1995年3月7日
政府与社会的帮扶必须与禁止开除学生同时跟进

杨涛


从今年9月1日起,浙江各中小学将不得开除学生和勒令学生退学;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未成年学生,学校不得取消其学籍;处分学生要开听证会;处分撤销后,学校需及时将处分记录从学生个人档案中撤出。(《新京报》5月22日)
无疑,受教育的权利是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权利,特别是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接受义务教育更是其一项特别重要的权利,中小学校这种事业组织是无权剥夺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而且,正如有些论者所说,学校这种开除的做法事实上等于放弃了对该学生的“教育”责任,从而把教育的责任完全推给了“社会”。因此,笔者从总体上讲,是赞成浙江省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做法,这也是本文讨论的前提。
然而,环顾现实,我们会发现,一方面在许多学校,的的确确存在一些经多次教育仍然冥顽不化,用学校的常规手段根本就无法教育改变的“问题学生”(包括未触犯刑律但其他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不断的学生、曾被刑事强制措施、收容教养、劳动教养的学生等等),这些学生不但自身已无心学习,重要的是还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即使是禁止学校开除他们,也不能实质地保障他们和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另一方面,尽管我们提倡对于“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需要政府、社会、学校、家庭的多方联动,但是这么一个真正的联动机制并未有效建立,有关的帮扶组织并非固定的,帮扶措施也非持久性的。因而 ,在某种意义上讲,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规定,未尝不是政府和社会把对“问题学生”的教育责任完全推给了学校,把矛盾完全堵塞于学校的不明智的做法。
因此,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的做法远非解决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保障这些学生及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万全之举。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与学校一起承担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的责任,这种责任不能仅仅停留于口号式的宣示,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临时性的一些举措。在每一个城市,都应由政府牵头,整合全社会的力量,形成一个教育与帮助“问题学生”的固定组织,建立针对“问题学生”进行特殊管理的学校,制定针对“问题学生”的教育和帮助措施。
有了这种现实的基础,学校也并非一概将“问题学生”都推向社会或都寻求社会的帮助。学校首先应当是进行多次教育且在自身常规手段证明无效,而且该学生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穷尽自身手段”是一个前提。其次,学校不能将“问题学生”开除,而是在上述前提下将困难提交于有关部门裁决,建议社会帮扶组织的介入或将“问题学生”转送至特殊管理的学校。而有关部门在裁决前应进行不公开听证,由学校举证说明该学生的行为已严重地扰乱学校秩序以至于影响到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实现并且学校已“穷尽自身手段”而无效,学生及其监护人、学生代表及相关人士可参与听证并发表意见。由社会帮扶组织介入对“问题学生”教育和帮助的,该组织应当负主要责任,学校协助管理和教育;将“问题学生”送入特殊管理学校的,该学校不能剥夺学生的法律上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只是实行更严格的管理,并聘请心理方面的专家及有经验的社会工作者进行更为细致的教育,对确有改变的学生,原学校应当重新接纳。
总之,在禁止学校开除中小学生以保障“问题学生”的受教育权的同时,必须采取得力和确实有效的措施使“问题学生”及其他大多数学生的受教育权落到实处,两者应当并行、不可偏废。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Email:tao1991@1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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