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法律改革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刘红军
安徽大学法学院，合肥 (412008)


【摘 要】：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以儒家宗法伦理价值为内在精神，以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结构体系为其外部形式，这种传统法律曾经统治中国长达2000多年。伴随着震耳欲聋的枪炮声，20世纪初叶晚清政府从增强国力、延续其统治的愿望出发，开始法律变革，中国传统封建法律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法律转型。传统西方列强与日本都成为清廷羡慕与效仿的对象，而诸国之中，日本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日本能对清末法律改革影响如此之大，本文将对此作出分析。

【关键词】:清末修律 取法日本 原因
一、清末推行法律改革的历史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使中国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从此，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打破，中国国门洞开，更加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实施清末修律的最直接动因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赔款削弱了清政府的经济实力，大量的割地求和损害了清政府的领土主权，而众多的租界和领事裁判权的出让使得清政府偏安一隅的统治极为不安。
领事裁判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的一项司法特权。它是帝国主义国家通过驻外领事等机构，对在半殖民地国家领土内的本国侨民，根据本国的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制度。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侨民，在成为民事、刑事诉讼中的被告时，只能由该国在中国的领事按其本国的法律裁判，中国司法机关无权过问。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德国、日本等20余个帝国主义列强先后通过条约或者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相继在中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为了行使领事裁判权，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了由其驻华领事充任审判官的领事法庭，审理轻微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对于比较重大的民事和刑事案件，则由各国设在邻近中国的附属国法院或其本国法院审理。领事裁判权对国家属地优越权的侵犯，使中国的政治和法律遭到巨大损害。当中国公民成为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被害人或者原告人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却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列强在华犯罪侨民或者民事侵权人往往受到庇护。其直接后果是，外国在华的不法侨民愈来愈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的反抗愈演愈烈。
为了增强国家的实力，延续其统治，清政府绞尽脑汁，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以实业救国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成为了泡影，清政府不得不寻求制度救国的途径。戊戌变法的失败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聚集了社会中大量要求学习烈强、改变法制的能量。清朝末年颇有影响的一些知识分子也积极呼吁变法。面对着各方面的压力，1902年5月13日，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终于发布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变法已成定局，清政府不得不派人出国，寻求良策。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以求找到维系清政府集权统治的良方。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等人在1905年4月24日《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指出：“方今改订商约，英、美、日、葡四国均允中国修订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臣等奉命考订法律，恭绎谕旨，原以墨守旧章，授外人以口实，不如酌加甄采，可默收长驾远驭之效。” [1]由此可见，清政府选择了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突破口的变法自强。
二、取法日本的原因分析
1905年，清政府派载泽、戴鸿慈、端方、李盛钵、尚其亨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一路赴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等，一路赴美国、俄国、德国、意大利等。1907年，再次派考察政治大臣达寿、于式枚，分别考察日本、德国宪政。但是以从英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目的的清末法律改革为什么没有直接效法英美而是钟情于日本呢?
（一）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
从五大臣分两路考察政治后的结论即刻明白，五大臣评价和取法西方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择各国政治之中与中国政体相宜者”，即以当时中国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政体作为评价西法的标准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的依据。戴鸿慈、端方考察美国后认为“美国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与中国政体，本属不能强同”。[2]348载泽对英国考察后认为英国国王权力很小，行政权也归内阁所有，“英皇无形之影力”，且“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严密”，故结论为“自非中国政体所宜”。[2]349（载泽、戴鸿慈考察日本后认为，“政柄操于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2]347（大有一见如故和相见恨晚之感，这与清政府不谋而合。戴鸿慈考察德国后认为德国皇帝拥有广泛的权力，与中国最相似。在五大臣考察列强后，清政府出于保留封建君权的目的，做出了“远法德国，近采日本”的决定。清政府希望用皇权的意志和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革和重组，运用列强先进的法制武器来巩固统治。
(二)日本胜利的巨大诱惑
除了维护君权在封建集权中的霸权外，日本在短短10年间取得了两次战争的巨大胜利也大大地刺激了国人。日本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弱国，与西方列强交战还是战败国。但是明治维新、甲午战争，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迅速崛起的现实极大地刺激了晚清政府和国内的知识界，变法成功的日本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其政治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自然成了同样急于摆脱尴尬地位的中国人效仿的对象。“甲午一战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其原因一是在历史上日本曾经为中国的藩属国，近代以来也一直受西方列强的欺凌，经过明治维新后其国力大增，不得不让清廷刮目相看……于是一部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及青年急欲至日本探究日本速强的原因，而清廷中的一些大员也欲借鉴日本的经验，使中国的变法取得速效”。[3]“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是岂徒慕欧之形式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发愤为雄，不惜财力以编译西人之书，以研究西人之学，弃其糟粕而撷其英华，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故国势日张。非偶然也”。[4]袁世凯等都认为取法日本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经济成本的原因
清末的财政状况非常吃紧，而战败赔款更是雪上加霜，贫穷的财政使得花在变法上的钱也是少之又少。由于地域较近，效法方便，晚清直隶籍重臣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里讲的十分明白：路近省费，易考察；文字、风俗相近，易懂和易仿行。在经济成本的影响下，张之洞，沈家本，袁世凯等朝廷大员都大力推动赴日留学，赴日留学与日剧增。中国官民对日本的游历和考察形成了留学以短期为主、长期为辅，游学以考察与听课相结合的相对固定模式。据统计，晚清数年间直隶地区赴日游学和游历两项人数总和累计达数千人之多，[5]由此可见留日之甚。
日本教习的较低薪水也是原因之一。除了派员赴日研习之外，清政府还直接从日本聘请教习赴华任教。同英美等国家的教习相比，除少数名教习以外，日本教习的薪水较低，这使得清政府更愿意聘请日本教习来华任教。根据日本外务省在明治四十二年所编的《清国佣聘本邦人名表》，月薪高于300元的日本教习仅占总人数的17％左右，而欧美教习的月薪普遍在300元以上。[6]
(四)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
清末刑律改革过程中，外国刑法书籍翻译工作一直是修订法律馆的重要内容，但精通外文人才紧缺。如同梁启超所言：“日文发音少，所有发音在中文中都有，文法不复杂，大部分词汇与中文有关，60—70％的语言都用汉字书写。”[7]沈家本也说“各国法学各自为书，浩如烟海，译才难得，吾国中不多见”，“日本则我同洲、同种、同文之国，译和文非若西文之难也”。[8]从开馆译书到改革停止，据粗略统计，大约共翻译了103种法律书籍，其中日本占38种。大量日本刑法书籍的传人和发行，不仅清朝立法者懂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刑法，而且社会各界也了解了中西刑法，有利于缓解刑律改革的社会阻力，扩大了社会影响，对修订刑律是一种大促进。正如沈家本所说：“夫今日法律之名词，其学说之最新者，大抵出于西方而译自东国。”[1]2153这样，由于翻译人才紧缺的原因，日本就成为了中国学习西法的最主要的国家。
(五)日本政府的推动
由于日本与我国同种，与我国民交往时排斥较小，也无宗教信仰的冲突，加之日本与我国国情相近，民俗相仿，日文也与中文相通较多，比西文易学，故甲午战争后我国人民在渴望变法救国的大环境下都愿意向日本学习。
日本政府出于削弱俄国在华的势力和影响，并最终称霸中国的需要，从明治维新后，特别是从1895年起加强了从外交上对清朝的经营，拼命向中国推销其变法成就，特别是政治法律制度，如时任日本驻华公使的矢野文雄就曾公开向日本政府建议倾全力吸纳清国留学生，这样做的好处是“修习法律、文学的学生等，必会依旧日本的制度来筹划清国将来的发展。事若至此我国势力在大陆的影响，岂不无可限量”![9]日本的劝诱，引起了急于变法的中国人的积极响应。就这样，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出现了效法日本的浪潮。据学者统计清末民初留日的法政学生总数大致在4000人左右，可见当时取法日本之盛。
三、结语
清末救亡图存的法律变革中，传统的法律体系被船坚炮利迅速撕毁，清政府在惊慌失措中作了大量的尝试。在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失败后，面对着国内外的巨大压力，清政府为了苟延残喘，不得不接受了变法的道路。在面对众多的岔路口时，被迫变法的清政府做出了取法日本的选择。为什么是日本而不是传统列强和法制先进的欧美诸国?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在不愿意变法的情况下，在没作好变法的精神准备下，在没对变法的困难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应对下，在财力匮乏和人才奇缺的情况下，清政府被急于变法的社会推进了变法的时代洪流中，不得已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道路。
这场变法以巩固清政府的中央集权为目的、以收回治外法权为直接动因，清政府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选择了一条成本最低的变法道路，而这一切又对变法的目的和效果埋下了隐患。清政府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来巩固它的千秋大业，但却开启了中国法律向近现代转型的大门。清末法律改革最终体现为由国家最高统治者发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程序推行的全方位的法律变革。

参考文献：
[1]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1996：348．
[3]丁相顺．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J]．金陵法律评论，2001年春季卷。
[4]沈家本．寄移文存卷六•新译法规大全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金淑琴．直隶省新式教育发展概况[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32．
[6]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17．
[7]费正清，刘广京．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05．
[8]李贵连．沈家本传[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82．
[9]孙雪梅．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26．



国家经贸委 建设部 国家质量技监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文件

国经贸资源[2000]2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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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建委（厅）、质量技术监督局（技术监督局），国务院有关部门：

　　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健康发展，国家经贸委、建设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联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意见》，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

国家经贸委
建　设　部
质量技监局

二ＯＯＯ年三月十六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意见

（国家经贸委　建设部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国绿色照明工程”是一项利国利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节能环保工程，是“九五”期间我国节能工作的重点之一。自1996年10月实施以来，在各地区、有关部门和企业的积极支持和配合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促进了照明节电工作的深入发展。一是完成用户照明节电意识和照明电器产品、元器件产品生产企业基础状况调查，摸清了照明电器行业发展及照明节电潜力的基本情况；二是制定并发布4项高效照明电器产品国家标准，组织6个品种的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监督抽查及质量分析会议，在4个城市开展质量承诺制试点活动，引导照明电器产品市场有序发展；三是组织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技术开发、项目示范及应用推广，促进了生产企业的技术进步；四是广泛开展照明节电的科普宣传、培训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使绿色照明工程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抽样调查表明，仅我国内贸系统大型商厦、中小型商厦（宾馆）在用的高效照明电器产品已分别占照明装置总功率的90％、70％，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节电效果。

　　尽管绿色照明工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仍然存在部分产品质量较差、市场不规范、高效照明电器产品推广应用力度不大，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不够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绿色照明工程的实施和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1．中国绿色照明工程旨在发展和推广高效照明电器产品，节约照明用电，建立优质高效、经济舒适、安全可靠、有益环境的照明系统，满足社会对照明质量、照明环境和减少环境污染的需要。

　　2．绿色照明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成功范例。照明节电是终端用电设备中节电率较高、成本效益较好的有效措施之一。我国照明用电量占全社会总用电量的10％左右，照明用电多以低效白炽灯为主，高效电光源普及率低，推广潜力很大。

　　3．进一步明确绿色照明工程的范畴，除推广“节能灯”（紧凑型荧光灯）外，还应推广高效荧光灯、高压钠灯和金属卤化物灯等高强度气体放电灯，以及高效照明灯具和电器附件、调光控制设备等。要将科学的照明设计引入工程设计和建设中。

　　4．各级经贸委、建委（厅、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及有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制定实施规划，采取有效措施，推进技术进步，规范产品市场，强化信息服务，增强公众的节能环保意识，促进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健康发展。

　　二、完善标准，制定办法，规范市场，强化监督和管理

　　1．加强高效照明电器产品标准和建筑照明节电设计规范的制定和完善工作。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进一步组织制定和完善高效照明电器的产品标准和能效标准，为实行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节能认证和能效标识制度奠定基础。在建筑照明节电设计规范出台前，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建筑照明节电设计技术要求，以保证在新建项目中采用高效照明系统。

　　2．各地区、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减少照明能耗的规定，制定适合本地区、本部门的绿色照明工程管理办法，促进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推广。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应把照明系统设计纳入合理用能的专题论证，严格限制使用低效照明系统。

　　3．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有序地、规范地开展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国家、地方监督抽查工作，公布抽查结果，督促企业严格按标准组织生产，引导用户购买优质产品，逐步达到规范市场的目的。对在国家和地方监督抽查中质量较好的产品及生产企业，要通过宣传媒体大力宣传和推广。对在监督抽查中拒检的企业和在监督抽查中产品被判不合格的生产企业，要通过新闻媒体曝光，并责令限期整改。对整改后复查仍不合格的企业，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会同当地经贸委责令其停产整顿。各地经贸委要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地方监督抽查的结果，制定配套的整顿高效照明电器产品市场的政策和措施。

　　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从规范生产、整顿市场、加强引导、提供服务等方面入手，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禁止非达标产品的生产，特别要杜绝使用质量低劣的原材料和元器件；要引导企业充实和完善检测手段，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各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虚假广告和不实的产品标识的违法行为。

　　4．要加快照明电器行业的结构调整，鼓励企业通过联合、兼并、参股以及中外合资、合作生产等多种方式实现结构重组和产业升级，提高照明电器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照明电器生产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积极参与产品节能认证和质量承诺制活动，牢固树立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思想，努力创造国产名牌。

　　三、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推广应用

　　1．绿色照明工程的重点推广领域是机关学校建筑、商业建筑、体育建筑等各类公共建筑以及工业建筑和公用设施。

　　2．各地区、有关部门应研究制订并实施促进高效照明电器产品推广应用的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对在实施绿色照明工程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3．要积极研究、试行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政府采购制度，扩大质量承诺制实施范围，引导、促进高效照明电器产品的大批量直销、采购活动，通过招标、投标和承诺活动，促进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或通过节能产品认证的产品在竞争中扩大市场份额。

　　4．有条件的地区和行业，要建设绿色照明示范工程，大力宣传示范项目的经验，以点带面，逐步推广，让用户真正了解使用高效照明电器产品及高效照明系统的意义，树立高效照明电器产品“既节电又省钱”的形象。

　　5．要将绿色照明工程纳入综合资源规划和需求侧管理试点项目，建立、完善能源服务公司，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筹资机制，对用户实施照明系统改造。

　　6．要培育、发展绿色照明的中介机构，促使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为推进绿色照明工程开展科研设计、项目筹资、咨询服务、信息交流和技术培训等工作。

　　7．建立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实施效果追踪和评价制度。各地区、有关部门每年应向国家经贸委中国绿色照明工程办公室报送本年度绿色照明工程的实施情况，办公室将根据各地实施情况进行宏观指导。（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