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生效执行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年第1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及议定书于2009年12月13日在阿什哈巴德正式签署，双方分别于2010年3月3日和2010年4月30日互相通知已完成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根据协定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本协定及议定书自2010年5月30日起生效，适用于2011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以及2011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征收的其他税收。
　　特此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二○一一年一月三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为促进两国间经济合作， 愿意缔结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
　　二、对全部所得或某项所得征收的税收，包括对来自转让动产或不动产的收益征收的税收，对企业支付的工资或薪金总额征收的税收，以及对资本增值征收的税收，应视为对所得征收的税收。
　　三、本协定特别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一）在土库曼斯坦:
　　1.法人利润（所得）税;
　　2.个人所得税；
　　（以下简称“土库曼斯坦税收”)；
　　（二） 在中国:
　　1.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四、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做出的任何实质变动，在变动后的合理时间内通知对方。　　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解释外:
　　（一）“土库曼斯坦”一语是根据国家法律和国际法，土库曼斯坦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领土；
　　（二）“中国”一语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于地理概念时，是指所有适用中国有关税收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包括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和国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以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为目的的主权权利的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土库曼斯坦或者中国；
　　（四）“税收”一语，按照上下文，是指土库曼斯坦税收或者中国税收；
　　（五）“人”一语包括自然人、公司和其他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民”一语是指：
　　1.任何具有缔约国一方国籍的人；
　　2.任何按照缔约国一方现行法律成立的法人、合伙企业或团体；
　　（九）“国际运输”一语是指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经营的运输；
　　（十）“主管当局”一语是指：
　　1.在土库曼斯坦,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2.在中国,国家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的任何时候，对于未经本协定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要求的以外，应当具有协定实施时该缔约国适用于本协定的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缔约国税法对有关术语的定义应优先于其他法律对同一术语的定义。
　　第四条 居 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缔约国一方的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成立地、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他类似的标准，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有纳税义务的人，并且包括该缔约国一方或地方当局。但是，这一用语不包括仅因来源于该缔约国一方的所得而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仅是其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缔约国双方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与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所在）的国家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缔约国任何一方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仅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的国家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缔约国双方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仅是其国籍所属国家的居民；
　　（四）如果发生双重国籍问题，或者其不是缔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以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其居民身份将通过相互协商解决。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以及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任何其他勘探、开采和
　　开发自然资源的场所。
　　三、“常设机构”一语还包括：
　　（一）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或者与其有关的监督管理活动，但仅以该工地、工程或活动连续12个月以上为限；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雇员或雇用的其他人员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劳务，包括咨询劳务，但仅以该性质的活动（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的项目）在任何12个月中在该国连续或累计达到183天或以上的为限。
　　四、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信息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他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的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除适用第六款规定的独立地位代理人以外）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签订合同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的活动限于第四款的规定。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地位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是代表该企业进行的，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的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居民公司或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当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一方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有关地产的一般法律规定所适用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飞机和公路车辆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第一款的规定应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他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则其利润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但应仅以归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除适用本条第三款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应将该常设机构视同在相同或类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类似活动的独立分设企业，并同该常设机构所隶属的企业完全独立处理，该常设机构可能得到的利润在缔约国各方应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当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缔约国一方还是其他地方。
　　四、如果缔约国一方习惯于以企业总利润按一定比例分配给所属各单位的方法来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则第二款规定并不妨碍该缔约国一方按这种习惯分配方法确定其应税利润。但是，采用的分配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应与本条所规定的原则一致。
　　五、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而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六、在执行上述各款时，除有适当的和充分的理由需要变动外，每年应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归属于常设机构的利润。
　　七、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他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他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国际运输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以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经营国际运输业务所取得的利润，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一款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取得的利润。
　　第九条 关联企业
　　一、在下列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两个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商业或财务关系的构成条件，并且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导致其中一个企业没有取得其本应取得的利润，则这部分利润应被计入到该企业的所得，并据以征税。
　　二、缔约国一方将缔约国另一方已征税的企业利润——在两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独立企业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这部分利润本应由该缔约国一方企业取得——包括在该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内征税时，缔约国另一方应对这部分利润所征收的税额加以调整。在确定调整时，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注意。如有必要，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相互协商。
　　第十条 股 息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按照该缔约国一方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
　　（一）在受益所有人是公司（合伙企业除外），并直接拥有支付股息的公司至少25%资本的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5%；
　　（二）在其他情况下，不应超过股息总额的10%。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股息”一语是指从股份或者非债权关系分享利润的其他权利取得的所得，以及按照分配利润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法律，视同股份所得同样征税的其他公司权利取得的所得。
　　四、如果股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 该缔约国另一方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税，也不得对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征税，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利润或所得。但是，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
　　第十一条 利 息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虽有第二款的规定，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由缔约国另一方的政府或地方当局、中央银行或者任何完全由政府拥有的金融机构贷款、担保或保险而支付的利息，应在首先提及的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关于第三款，“政府”一语：
　　（一）在土库曼斯坦指土库曼斯坦政府并且包括：
　　1. 土库曼斯坦中央银行；以及
　　2.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同意的，由土库曼斯坦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二）在中国指中国政府并且包括：
　　1. 中国人民银行；
　　2. 国家开发银行；
　　3.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4. 中国进出口银行；
　　5.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6.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及
　　7. 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随时可同意的，由中国政府完全拥有的任何机构。
　　五、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由于延期支付而产生的罚款不应视为本条所规定的利息。
　　六、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七、如果支付利息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地方当局或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八、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债权所支付的利息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利息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发生于缔约国一方而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10%。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实施限制税率的方式。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是指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或磁带）的版权、专利、商标、设计或模型、图纸、秘密配方或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也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经验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该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的缔约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就有关使用、权利或信息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在没有上述关系情况下所能同意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对本协定其他规定予以适当注意。
　　第十三条 财产收益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第六条所述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转让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营业财产部分的动产、或者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的固定基地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包括转让常设机构（单独或者随同整个企业）或者固定基地取得的收益，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转让由缔约国一方企业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或者附属于上述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的动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四、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该股份价值的50%（不含）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五、转让第一款至第四款所述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四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他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该缔约国一方居民为从事上述活动在缔约国另一方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归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
　　（二）在任何12个月中，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达到或超过183天。在这种情况下,缔约国另一方可以仅对在该缔约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五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他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的活动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任何12个月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183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上述规定，在缔约国一方企业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飞机或公路车辆上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征税。
　　第十六条 董 事 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他类似款项，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艺术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或音乐家，或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未归属于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归属于其他人时，虽有第七条、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该所得仍可以在该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本条前述规定，作为缔约国一方居民的表演家或运动员，按照缔约国双方政府文化交流计划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活动取得的所得，应在缔约国另一方免予征税。
　　第十八条 退 休 金
　　一、除适用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虽有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按社会保险制度的公共福利计划支付的退休金和其他类似款项，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九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向为履行政府职责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该居民：
　　1.是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或者
　　2.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支付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支付给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的任何退休金，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的，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三、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应适用于向缔约国一方政府或地方当局举办的事业提供服务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一、任何个人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为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为该缔约国一方政府承认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而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该缔约国一方应自其第一次到达之日起, 三年内免予征税。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并非为了公共利益，而主要是
　　为了某人或某些人的利益从事研究取得的所得。　　
　　第二十一条 学 生
　　一、如果一个学生是或者在紧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的目的，而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对其为了维持生活或接受教育的目的收到的来源于该缔约国一方以外的款项，该缔约国一方应免予征税。
　　二、第一款所述学生取得未包括在第一款中的赠款、奖学金和劳务报酬的，在接受教育期间，该学生应与其所停留国居民享受同样的免税、减税或扣除优惠。
　　第二十二条 其他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各项所得，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凡本协定上述各条未作规定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二、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动产所得以外的其他所得，如果所得收款人为缔约国一方居民，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固定基地在该缔约国另一方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所得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第一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分别适用第七条或第十四条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消除双重征税方法
　　一、在土库曼斯坦，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根据本协定规定，土库曼斯坦居民取得的所得可以在中国征税的，土库曼斯坦应允许从该居民就该项所得缴纳的税收中抵扣相当于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额。然而，该项抵扣额不应超过在抵扣前的土库曼斯坦应纳税额应归属于从中国取得所得项目的部分。
　　（二）根据本协定的任何规定，土库曼斯坦居民取得的所得在土库曼斯坦免予征税的，土库曼斯坦在计算该居民剩余所得的税收时仍可以考虑已免税所得。
　　二、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土库曼斯坦取得的所得，按照本协定规定在土库曼斯坦缴纳的税额，可以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所得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收数额。
　　（二）在土库曼斯坦取得的所得是土库曼斯坦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并且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的股份不少于20%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股息的公司就该项所得缴纳的土库曼斯坦税收。
　　第二十四条 非歧视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的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在相同情况下，特别是在居民身份相同的情况下，不应与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国民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虽有第一条的规定，本规定也应适用于不是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缔约国另一方对从事同样活动的本国企业征收的税收。本规定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一方由于民事地位、家庭责任给予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个人补贴、优惠和减免也必须给予缔约国另一方居民。
　　三、除适用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一条第八款或第十二条第六款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像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的一样，在相同情况下予以扣除。
　　四、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他同类企业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五、虽有第二条的规定，本条规定应适用于所有种类和性质的税收。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如有人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的征税不符合本协定的规定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该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可以提交该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该项案情必须在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措施第一次通知之日起，三年内提出。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可以对本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前述各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为有助于达成协议，双方主管当局的代表可以进行会谈，口头交换意见。
　　第二十六条 信息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可以预见的与执行本协定的规定相关的信息，或与执行缔约国双方或地方当局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国内法律相关的信息，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信息交换不受第一条和第二条的限制。
　　二、缔约国一方根据第一款收到的任何信息，都应和根据该国国内法所获得的信息一样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第一款所指税种有关的评估、征收、执行、起诉或上诉裁决有关的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部门）及其监督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信息，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披露有关信息。
　　三、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一方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该缔约国一方或缔约国另一方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信息；
　　（三）提供泄露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专业秘密或贸易过程的信息或者泄露会违反公共政策（公共秩序）的信息。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原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的税收特权。
　　第二十八条 生 效
　　缔约国双方应以书面形式相互通知已完成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国内法律程序。本协定应自最后一方通知发出之日后第30天生效，其规定应适用于：
　　（一）本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本协定生效年度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征收的其他税收。
　　第二十九条 终 止
　　本协定应保持有效直到缔约国一方终止本协定。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满5年后的任一年年底前6个月，缔约国一方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停止适用于：
　　（一）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取得的所得源泉扣缴的税收；
　　（二）终止通知发出年度的次年1月1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中征收的其他税收。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协定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协定于2009年12月13日在阿什哈巴德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土库曼文、俄文和英文写成，四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土库曼斯坦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杨洁篪 贾帕罗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议定书
　　

　　在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土库曼斯坦政府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时，双方同意以下规定应作为协定的组成部分：
　　一、本协定也适用于缔约国一方行使税收管辖权的水域。
　　二、关于第五条（常设机构）和第七条（营业利润）
　　尽管有第五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从事矿场、气井、采石场或者任何其他勘探、开采和开发自然资源活动，按协定规定征收的税收应仅限于对第七条规定的归属利润征税。
　　三、关于第七条（营业利润）
　　缔约国一方企业总机构或其分支机构支付给任何人的服务报酬，根据第三款，按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的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第十一条第七款所指的利息和第十二条第五款所指的特许权使用费除外）分摊的，该款项不应被认为是来源于缔约国另一方的所得。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昭信守。
　　本议定书于2009年12月13日在阿什哈巴德签订，一式两份，每份均用中文、土库曼文、俄文和英文写成，四种文本同等作准。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土库曼斯坦政府
　　代 表 代 表
　　杨洁篪 贾帕罗夫
　　

　　分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研究

李长健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本文发表于《法学杂志》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 李长健（1965-），男，苗族，湖南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学博士生，湖北省法经济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市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经济法学、国际经济法和“三农”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和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不断推进时，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进行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分配制度是一种涉及重要利益关系的制度，需要我们以和谐为理念去架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制度。分配和谐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价值取向，我们应从分配和谐的理念出发考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基础性影响——资本制度、关键性影响——产权制度和主体性影响——组织制度，努力架构和谐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
关 键 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分配制度 分配和谐 和谐考量 制度安排

在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有许多围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外部关系所设立的各种法律制度成为人们最关心的内容，也成为立法的重点。如何架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本制度、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分配制度、责任制度等基本制度成为立法的关键性工作，是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研究的重点。因此，我们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调整对象 、基本原则进行讨论的同时，更要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各项基本制度进行必要的研讨，使立法更能满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规范的需要。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分析，便成为和谐社会背景下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制度体系的重要课题，是完善相关立法的基础性工作。
一、 分配和谐：和谐社会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价值取向
毫无疑问，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制度架构中分配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分配制度决定于所有制。正如马克思指出：“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的结构完全取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微观经济组织的制度架构中，遵循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企业生产制度（生产结构）再到分配制度（分配结构）这一基本顺序是其必然的逻辑基础。
在分配理论方面，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变化、生产要素的增多和生产过程的复杂化，进行着不断的创新和变革。17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这一适应了农业社会需要的观点，他将土地和劳动看作财富和价值产生的两个基本要素。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在对第一次产业革命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财富由土地、劳动、资本三要素创造理论，强化了资本的独立要素作用，这切合了工业社会发展的要求。19世纪末，马歇尔在对大规模工业生产中经营管理和组织的作用进行系统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土地、劳动、资本和经营管理四要素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建立了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比物质资本更能推动财富和价值产生的资本形态。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M.L.威茨曼在西方经济滞胀阶段提出了由劳资共享收益分配的分享经济理论。到了今天的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劳动、资本、知识、技术、企业家等均成为创造财富和价值的要素。等等理论的提出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因其天生的立场局限性，其分析不能提出合理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调适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缓冲资本主义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马克思分配理论既包括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和本质的提示，又包括对资本主义消灭后的社会主义分配关系的分析。它是建立在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之上的按劳分配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马克思分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在根据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基础上，我们先后选择了适合生产资料公有制要求的按劳分配制，并随着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完善。
分配制度问题表面上涉及的是财富和价值的分配，其实质则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社会关系，即利益关系，涉及的是利益分割与分享问题。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是社会主体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表现于人们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动力。利益的语义是指好处，存在于不同的社会领域。正如庞德所说：“它是人类个别的或在集团社会中谋求得到满足的一种欲望或要求” 。人类的全部社会活动都无不与利益和人对利益的追求相关，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无不是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之上的。我们可以说：利益问题是涉及到人、群体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 人们在追求各自利益实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冲突状态，表现于矛盾与统一、冲突与协调的关系状态。利益冲突是人类社会一切冲突的最终根源，是所有冲突的实质所在。因此，在冲突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时，我们需要对其进行利益协调。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是文明社会设立和发展制度的元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利益冲突与协调推动了社会进步。当利益争夺演化为空前激烈的程度后，原有的利益关系、利益分配机制及其确立的制度就可能消解，就可能产生社会制度变迁，新的利益分配或社会关系及其确定的制度就可能确立。利益协调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旧的利益冲突被协调了，社会关系就和谐了，新的利益冲突又随之出现，于是就有了新的协调。人类社会就是在对利益冲突的不断协调中发展和进步的。
在急速变化和发展的21世纪人类社会利益冲突与协调将更加突现。在日益开放、市场化和现代化的中国，这个问题更加突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原有的较单一的利益主体模式被打破，伴随着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社会产生的增量利益日益庞大。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阶层与集团展开日益空前激烈的利益争夺。中国复杂的自然和社会国情使得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建设性力量和内动力，利益冲突需要国家通过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安排去控制各利益阶层之间利益冲突的产生，实现社会各方利益协调的目的。建设和谐社会，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就成为我们追求的社会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加分配的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各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完善，适应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社会的需要。
分配制度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关系安排，是一种利益激励和价值导向。它会引领社会价值创造、价值评估、价值分配，并由此三者构成一个不断发展的有机循环的制度整体。一旦当我们根据资本制度安排获得进行利益创造的资格后，在合理产权制度的基础作用和组织制度的保障作用下，科学的分配制度就会引领人们去实现价值的发展、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价值实现以利益主体需要为起点，以其利益实现为终点。分配制度的导向功能和价值实现就在于能发展社会主体价值形成的意义，并找到关键的制度与行为的契合点，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促进社会价值的增加与价值和谐。
在我国，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是社会运行的目标追求，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整体利益要求，应成为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架构社会分配制度的价值目标。我们知道，和谐发展的社会是一个正确处好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充满文明和活力的社会，是一个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其根本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关系和谐的社会。前面分析中，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利益关系，我们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其实质应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谐。反映在制度安排上，就是应实现制度和谐；反映在分配制度上，就是应实现分配和谐。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制度安排中，我们应该追求利益和谐，实现多样的和谐利益， 体现对分配和谐的价值追求。
分配和谐，作为分配制度的价值追求，对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向和引领作用。分配和谐，注重社会公平，强化分配主体之间竞争起点的公平，并赋予其同等的发展机会，实现主体的平等生存权和平等发展权，从而达到分配过程和结果上的公平，实现代际内和代际间的公平，实现有效率、可持续的公平。正如十六届五中全会《建议》所提出的“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的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分配和谐要求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基础，正确处理好分配中的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公平与效率、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效率和公平、奉献与和谐协调的基础上，实现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制度协调与统一。在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做到宏观领域应注重公平，微观领域强调效率，中观领域体现和谐与奉献。在分配领域我们应追求实现坚持效率的初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再分配和体现奉献的第三次分配的和谐分配制度体系的架构，实现和谐社会分配制度的和谐。

二、和谐考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影响因素分析
法律制度安排在理念上要考虑和谐，这是因为有利益存在，更是因为有利益矛盾、冲突与协调的存在。 分配制度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实现农民利益的重要途径，是农民利益实现程度的重要体现，一个好的分配制度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灵魂。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影响因素分析，要求我们遵循利益及利益冲突与协调的脉络，找出主要的影响因素，并从和谐理念去分析，从而为架构和谐的分配制度打坚实的法理基础。
（一） 资本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基础性影响
在公司法理论中，“公司资本三原则”对公司规范和发展、对保护公司债权人和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经济全球化、经济快速发展、资本快速扩张和社会现代化时，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社会赤字、深度的贫困，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财富大量集中和大规模失业相联系的状况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一个全球经济如果没有强大的社会支柱（Social pillar）支撑将缺乏社会稳定性和政治可靠性。ILO（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2002年6月20日第90届国际劳工大会上通过的《合作社促进建议书》（Promotion of Cooperatives Recommendation, 2002）指出，要应对这种情形除了从宏观层面去寻找对策外，还需从社会微观层面寻找对策。从微观对策看，合作社就是应对全球化巨大挑战，防止上述问题出现的一种超乎人们意料的、灵巧的企业状态。 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具有合作社的基本特征，它将重点放在社会参与上，体现了弱势者的联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广泛发展对稳定农村、平衡社会、协调经济与社会发展来说不仅是一个基本要素，而且起着减少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风险的作用，其和谐作用的发挥就在于它具有灵巧的、自己特有的资本制度。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灵巧的资本制度源于合作社本质。它是分配和谐的基础。表现在：第一，股本中现金资本投入比例有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资产来源有三：成员出资入股、合作社经营中的积累、国家扶持资金。成员出资入股又有三种形式：现金、实物或技术、提供劳动。其中，提供劳动、实物或技术应是成员出资的主要方式。在这些出资中，现金资本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因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广大处于弱势者地位的农民成员联合组成的合作组织，不能脱离合作经济组织的本质内核——劳动者的结合，不能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为富人俱乐部，使劳动重新回归资本的奴隶地位。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当合作经济组织向流通领域延伸时，现金资本的投入比例应有较大的提高。第二，股本的变动性。成员有入社、退社的自由，使合作经济组织的股本处在一个相对变化的状态中。这种可变化的资本状况，使得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互动中处于自然和谐的流动状况，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具有了天然协调农民成员在生存发展中一时之需的能力，也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保护着必要的协调能力。这是公司资本制度没有的制度安排，公司资本一经股东认缴，就应体现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股东不管有何急需，就只能转让，而不能退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灵巧的资本变动制度成为和谐分配的动力，它促使合作经济组织将成员分配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通过分配使成员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现实所需。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股本的变动性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壮大和发展，仍有不利的一面，这里需要制度规范去防止不利的发生。第三，资本约定。与公司资本法定制相比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本总额、认缴出资方式和程序由合作经济组织章程加以约定。这种资本约定制，使处于资金弱势地位的联合成为可能，从而也使分配和谐成为可能。总之，在分配上，应对处于资金、技术等弱势地位、主要以劳动出资的农民给予必要的保护。在收益分配上降低现金、生产资料等分配比例，提高劳动或交易量的收益比例，使广大农民成员公平地享受到自己劳动所带来的成果，从而在分配层面上实现分配和谐，体现劳动合作作用和劳动价值。劳动成为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依据，应是社会主义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及其分配方式（按劳分配）的客观要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实施，是从根本上消除剥削制度产生的基础条件的基本要求。合作经济是公有制的实现方式，其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和谐分配，是在现实中实践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分配理论，它强化了劳动者的平等地位，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防止了两极分化的产生，从而使劳动者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可能。
（二） 产权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关键性影响
现代意义上的产权，是指根据法律赋予人们对某种财产所拥有和可以实施的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在内的权利。艾尔奇在对科斯产权含义解释时认为，产权是一种通过社会强制而实现的对某种经济物品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由此可见，产权要有社会强制才能实现，这些强制的主要来源就是法律。
科斯定理（Chase Theorem）告诉我们，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世界，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即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在不同产权制度下，交易成本不同从而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为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法律制度对产权的初始安排和重新安排就显得尤其重要。由于制度本身产生需要代价，因此，制定什么制度，怎样制定制度，将导致不同的经济效率。我们可以说，产权制度的选择和制定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内在成本与外在成本之和，制度本身成本的高低成为人们选择制度的依据。产权制度的确定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前提。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进行制度上的安排和法律上的确定是必要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无论产权属谁，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晰的，市场机制便能导出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产权制度的核心是财产所有权制度。财产所有权制度决定着分配制度，我们可以说，产权是分配的前提条件和经济依据，是保障收入分配公正有序进行、实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关键。
首先，在产权制度所有制形式安排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坚持“民有”原则。这种“民有”原则应该是一种“联合所有”（jointly-owned），而非共同所有（Common-owned），应是成员对合作经济组织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 即约定共同合作所有（简称，约定共合所有）。资产一旦进行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经济组织就享有集体联合所有者的终极所有权，财产的最终归属权实质上应为合作经济组织成员联合所有。联合所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这种所有制方式可以很好地使农民成员对合作经济组织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从而为实现权益的和谐分配架构平等、和谐的财产所有制。其次，在资金来源和产权结构上，鼓励多种途径的资金来源和产权结构，如可确定政府扶持投入、社会捐赠和部分年金积累属于集体资产等，使分配的比例和结构更加和谐。最后，在股金流动制度安排上作出灵活的安排。如允许农民成员之间及其与非成员之间进行适度产权转让，使所有者享受产权转让所带来的分配收益，实现和谐分配。
实践中，我们一方面要防止合作经济组织异化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资本支配成员劳动的其他组织体，另一方面还要解决农民合作组织产权制度安排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组织成员产权不能上市流通问题、合作经济组织积累的归属不太清晰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均会影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从而最终影响分配制度的和谐，需要我们对其进行规范、整合和改革。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制度安排时，我们还应处理好合作经济组织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之间的关系。合作经济组织利益分配制度应对应着特有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分享安排。这种分享安排同样是一种分配关系的安排。在合作经济组织正常运作时，组织成员应如何分配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在合作经济组织出现经营风险时，债权人怎样行使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由国家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在合作经济组织解散、破产清算时应如何处置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等等问题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三）组织制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和谐的主体性影响
组织制度，又称合作经济组织治理机构制度。诺恩（Douglass North）在研究西方世界近百年变迁后告诉我们：“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制度是重要的，制度与市场各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更能为经济增长提供空间和激励。如果我们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本制度、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看作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则性制度的话，组织制度所确定的组织就是适用这些规则的人，组织制度就是体现合作经济组织意志的主体性制度。这种主体性制度对分配制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来说，一种公共产品的集体选择问题的分配制度需要组织主体的积极参与和关键性行动。首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组织制度安排时，要坚持“民管”原则，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和分配发展要由组织内的农民共同参与进行，使农民真正成为平等的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人。这里的“民管”（democratically-controlled）是指成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经济组织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民主控制”特点，而非民主管理（democratically-managed）。其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应充分体现劳动者的结合，要对法人成员进行必要的人数限制或投票权利的限制，体现合作民主的实质，保证农民成员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控制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征求意见稿）》第18条就有类似的规定。 最后，要科学架构投票表决权制度。在确立“一人一票，民主决策”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股金数量、交易量等建立补充的按比例投票制度，即用“一人一票＋比例票”的投票方式进行投票，使农民成员平等享有一票的基本表决权，并对一个组织或成员的投票比例作出严格的限制，如不超过5%等，从而使成员获得权益相对公平，防止弱者联合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变成富人的“俱乐部”和法人的“提款机”。
实践中，我们要高度重视组织制度对分配的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组织同样是一种可以带来效率变化、成本变化的制度安排，是对分配和谐产生影响的主体性影响因素，我们应在科学架构其内部组织体系的同时，明确各内部组织的职权和议事规则，防范有可能出现的组织制度风险，对组织内部各机构责、权、利进行必要的明确，使之分工配合、相互制衡、民主控制、管理科学、和谐运行。

三、制度安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的和谐建构
分配制度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所有制在分配关系上的体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是一个需要从制度层面进行安排的问题。对分配制度进行丰富、完善和创新，使其与所有制结构、生产力水平，社会平衡协调发展的状况统一起来，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影响。
（一） 分配形式和分配关系的明确
要和谐架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首先，要分清和理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形式和分配关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形式及一般的次序是：依法向国家所纳的税金；支付劳动分红或章程规定的优先股股东利润；以公共积累形式在税后利润中提留一部分用于组织发展和福利的公积金、公益金；成员出资或财产份额应支付的利息或分红；按交易量或股金分红分配的盈余；其他经成员（成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分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关系体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表现为外部分配关系和内部分配关系。外部分配关系包括合作经济组织与国家、社区及其他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内部分配关系包括合作经济组织成员之间、成员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蕴含着国家、集体、农民以及合作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需要我们进行平衡协调。“坚持适当的分配关系，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是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环节”。
（二） 分配原则的确立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分配原则，往往是分配具体制度设计的基础性、指导性规则。根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立法时应确立的分配原则有：民享原则、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按劳分红为基础多种分红结合原则、同股同利原则、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无盈余不分配原则、亏损弥补原则、适当积累与发展原则等。民享原则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营收入由加入组织的农民共同分享。它是落实农民作为成员利益分配权的基本分配原则。民享原则可以使农民与合作经济组织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形成和谐利益关系。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要求我们在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应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特别是在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初期。公平原则是当代中国利益协调的基础性原则和首要原则。它要求我们应建立一套适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经济组织的公正、合理、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分配制度公平与和谐。在合作经济组织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因其涉及的利益属于初级分配层面，我们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我们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和谐的提高和效率的增加提供了较好的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资本报酬有限原则则是基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劳动者弱势地位，要求其内部分配上应侧重于成员按劳动量或按交易量进行分配，对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现金资本的分配比例，要严格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当然，为了解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所缺资本和吸引外部资金流入问题，在坚持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的基础上，可以适度给外部资金分配给予一定的优惠，适度提高其收益比例，实行“一社两制”的资本分配制度。对内部资本，采取严格的资本报酬有限原则，使成员的收益主要来源于按劳或按交易额分配；对外部资本，应在资本报酬上给予一定的优惠，以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和资本稳定的存在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中。当然，这种内外资本报酬的差别率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且由成员民主控制来决定其具体标准。
（三） 分配项目和次序的规定
分配制度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核心制度之一，对分配制度的创新发展是构建和谐分配的基础和关键。而分配制度的创新发展主要又在分配的项目和秩序规定问题。据调查，在现实中合作经济组织分配制度存在严重缺陷，表现为：分配制度有没有及怎样分配，全由合作组织领导人一人说了算；没有分配制度，只有价格优惠，把价格优惠当成利润返还；利润还只返还部分或者一种交易利润，没有包括成员参与的所有合作社购买、出售等业务产生的收益，存在克扣成员收益现象；将利润返还、股金分红等捆绑在一起，不加区分地一次性分配；实行利润返还股金分红，但不支付股息；利润返还和股金分红的比例混乱（利润返还占总收益的比重在0-73%之间）；分配比重随意制定等等 。在分配项目和秩序的规定方面，我们应充分考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特征和其在化解“三农”问题时的重要载体作用，在灵巧的合作经济组织中精心构建分配项目和秩序。首先，从分配项目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的项目应包含公积金、公益金、发展基金、利润返还、股金分红、股息等基本项目，还可以选择设立救济基金、风险基金等项目。其次，从分配秩序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分配次序序可作如下安排：第一，弥补以前的年度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公益金；第二，提取发展基金、风险基金、救济基金；第三，支付劳动分红和出资利息，有优先股的分配给优先股股东利润；第四，成员股金分红或交易量返利；第五，其他成员（成员代表）大会通过的分配；第六，成员交易量分配。最后，就分配比例而言，作者认为：一般提取法定公积金比例为10%左右（股份合作制可达15%）；法定公益金亦可为10%左右（股份合作制最高可达20%） ；提取发展基金、风险基金和救济基金的比例为25%（股份合作制可达20%左右）；成员出资或财产应支付的利息或分红应作出严格的限制，支付利息的，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的两倍为限。 分息总额不得超过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五十；超过部分，作挂息处理，在以后的会计年度中优先支付，但该年度支付分息总额仍不得超过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五十。
（四） 分配制度的集体选择与契约约定
社会财富在社会作了必要的扣除后是否都应归劳动者，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应参与财富的分配呢？马克思根据劳动价值说作出这样的回答：在社会作了必要的扣除后，社会财富应该完全归劳动者所有。“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 “财富的本质是一般的劳动”。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只有劳动的产物才是社会财富，劳动量作为衡量社会财富的尺度，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商品社会，社会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社会财富由劳动创造，生产资料等只是过去创造的财富，其在新财富中只发生量的转移问题，所以，财富应当完全由劳动者所有才是公正的。因此，只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权，使任何人不能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参与社会产品分配，才能消灭资本对劳动剥削而产生的不公正的分配状况，劳动创造的财富才能真正归劳动者所有。 私有权没有消灭的情况下，通过分配制度的集体选择和制度创新，减少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可能使人们对其他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减少限制，并认同其参与社会财富分配的合理性，实现分配和谐和公正。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在大部分成员陷于危困悲惨状态的社会，决不能说是繁荣幸福的社会，而且供给社会个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通过成员（成员代表）大会在遵守民主控制原则、自治与独立原则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等原则的基础上，对其分配制度进行集体选择。在集体选择中，有的是对法律规定的遵循，有的是通过新契约的约定，这是集体选择实现的方式问题，我们也应给予足够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