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0年12月26日福建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3年9月24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1996年11月29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根据2000年7月28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根据2005年11月19日福建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福建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障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实行民主选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采取差额和无记名投票的方法直接选举产生。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后应当及时选举，其成员可以连选连任。选举工作由省人民政府统一部署，受县（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民政部门的指导。
第四条 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共三至七人组成，具体名额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几个自然村联合设立村民委员会的，其成员分布应当照顾村落状况。
第五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由五至七人组成，在成员中推选产生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单独或联合提出，采取秘密划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由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推选产生。在推选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同时，推选二至三名候补成员。过半数有选举权的村民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参加投票，推选有效，候选人或另选人按应选名额以得票数多的当选。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选举期间无故三次不参加村民选举委员会会议的，其职务自行终止。三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经全体村民代表的过半数通过，罢免有效。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缺额的，从候补成员中依次递补。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被确定为村民委员会成员正式候选人的，应当自被确定之日起，不再担任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
第六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倾听村民意见，办事公道，作风正派，热心为村民服务。
村民选举委员会负责确定选举工作人员，开展选民登记，审查选民资格，公布选民名单，组织候选人提名和预选，确定并公布正式候选人名单，组织投票选举，公布选举结果。
村民选举委员会行使职责至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产生时止。
第七条 县（市、区）、乡、民族乡、镇成立村民委员会选举指导组。县（市、区）指导组由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乡、民族乡、镇指导组由同级党委、人大主席团、政府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受县（市、区）指导组的领导。
第八条 县（市、区）、乡、民族乡、镇村民委员会选举指导组的职责：
（一）宣传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和本办法；
（二）部署、指导和监督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引导村民依法搞好选举；
（三）开展选举试点和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四）受理选举工作中的有关申诉；（五）确定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日；（六）总结交流换届选举工作经验；（七）整理建立选举工作档案。
第九条 县（市、区）、乡、民族乡、镇指导选举工作的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经费可以给予补助，补助经费列入县（市、区）、乡、民族乡、镇财政预算。
第十条 年满十八周岁的村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具有选民资格；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计算年龄的时间，以选举日为准。村民出生日期以居民身份证为准；无居民身份证的，以户籍登记为准。
第十一条 凡具有选民资格的村民可以在户籍所在地的村民选举委员会进行选民登记。
户籍不在本村但在本村居住的具有选民资格的人员，由本人在选民登记期间提出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可以予以登记，但不得重复登记。
第十二条 经登记确认的选民资格长期有效。每次选举前应当对上届选民登记以后新满十八周岁的、新迁入本村具有选民资格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期满后恢复政治权利的选民，予以补充登记。对选民登记后死亡和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从选民名单上除名。
第十三条 选民登记日应当确定在选举日的二十五日以前。选民登记工作应当在五日内完成。
选民登记日前，因故离开本县、市的选民，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及时通知其回村参加选举；未能回村选举的，不计算在本届选民数内。
第十四条 选民名单应当在选举日的二十日以前公布。
对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在公布后的三日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村民提出后的二日内依法作出调整或者解释。
第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可以采用确定候选人的选举方式；条件成熟的地方也可以采用不确定候选人的选举方式。具体方式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确定。
第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由有选举权的村民以单独或者联合的方式直接提名。每一选民提名的人数不得多于应选人数。对选民依法直接提出的候选人或者依法确定的正式候选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取消、调整或者变更。
所有的提名名单应当于选举日的十五日以前按姓氏笔划顺序公布。
第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的正式候选人人数应当分别比应选名额多一人，委员的正式候选人人数应当比应选名额多一至三人。正式候选人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所提的候选人人数超过正式候选人人数的，均要以秘密划票、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预选，产生正式候选人。预选时，可以召开全体选民或者每户派一名有选举权的代表参加的预选大会，也可以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具体形式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确定。全体选民的过半数、户代表或者村民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投票，预选有效，以得票多少顺序确定正式候选人。正式候选人名单确定后，应当在选举日的二日以前按姓氏笔划顺序公布。
正式候选人自愿放弃候选人资格的，应当在候选人名单公布后的一日内向村民选举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因此造成正式候选人差额不足时，应当在原提名的候选人中按预选时的得票多少的顺序递补。
第十九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向选民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也可以组织候选人发表治村演说并回答村民询问；选民和候选人可以在村民小组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会议上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但选举日必须停止对候选人的介绍。
第二十条 投票选举的准备工作：
（一）训练工作人员；
（二）核实参选人数；
（三）公布投票选举的时间、地点，准备票箱和选票，布置选举大会会场和投票站。
第二十一条 投票选举时，应当召开选举大会。根据村民居住状况和便于投票的原则，可以设立中心投票站和若干投票分站进行投票。选举大会和投票站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
对于老、弱、病、残不便到选举大会会场或者投票站投票的选民，由三名以上选举工作人员随带流动票箱，登门接受投票。
候选人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不得担任选举工作人员。
第二十二条 采用不确定候选人方式选举的，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选举，选举有效；被选人获得参加选举的选民的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被选人得票数未过半数的，可按规定的差额数以得票数多的作为正式候选人，组织另行选举。
第二十三条 选举方式应当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愿，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确定，可以一次性投票选举主任、副主任、委员；也可以先选举主任、副主任，后选举委员。
第二十四条 选举采取秘密划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选举时，设立秘密写票处。因文盲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写选票的，可以委托自己信任的人或者村民选举委员会指定的人员代写，代写人不得违背选民的意志。
第二十五条 投票结束后，所有投票箱应当于当日集中在选举大会会场或者中心投票站开票。由唱票、计票人员在两名监票人的监督下，认真核对、计算票数，当场报告计票结果，由主持人、计票人和监票人在计票记录上签名。
第二十六条 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名额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应选名额的有效。
无法辨认、不按规定符号填写的选票无效。具体的认定规则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在投票选举前确定并公布。
第二十七条 全体选民的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或者另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得当选。
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选票的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数多的当选；如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的，应当就得票数相等的候选人或者另选人重新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当选人数少于应选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应当于十五日内另行选举。
第二十八条 选举结果经村民选举委员会当场确认有效后公布，同时上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市、区）民政部门备案，并由县（市、区）民政部门颁发省统一印制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当选证书。
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当在选举结果公布后十日内召开。
第二十九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受村民监督。村民会议有权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
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提出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的要求。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罢免要求在提交村民委员会的同时，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村民委员会在接到罢免要求的一个月内，应当召开有选举权的村民参加的村民会议，进行投票表决；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予以指导。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罢免有效；罢免无效的，一年内以同样理由对同一对象再次提出罢免要求的，不予采纳。表决结果应当报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村民委员会不按本条规定期限召集村民会议表决罢免要求的，由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在一个月内主持召集。
第三十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出现缺额时，应当在二个月内依法补选。补选工作由村民委员会主持，候选人由村民代表会议提出，人数可以多于或者等于应补选名额。
补选时，全体选民的过半数投票，补选有效。候选人或者另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经补选，仍出现缺额的，另行补选。
补选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其任职期限到本届村民委员会任期届满为止。
第三十一条 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的选举与村民委员会选举结合进行。
村民小组长和村民代表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或者直接选举产生。直接选举产生的，候选人由本小组有选举权的村民以单独或联合的方式提出，本小组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投票，选举有效；候选人或者另选人按应选的名额以得票多的当选。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选举被村民选举委员会认定为无效且经县（市、区）和乡、民族乡、镇村民委员会选举指导组确认，属整体选举无效的，应当组织重新选举；属局部选举无效的，应当就无效环节局部纠正；属当选人当选无效的，应当取消当选人当选资格，造成缺额的，从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其他候选人中按得票数多少依次递补，仍有缺额的，重新确定正式候选人，组织选举。
第三十三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及选举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和扰乱、破坏选举工作的，经乡、民族乡、镇村民委员会选举指导组确认后，其职务自行终止，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公布。
第三十四条 对用暴力、威胁、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扰乱、破坏选举工作，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指定、委派、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和违反本办法规定拖延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对有关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
第三十五条 本选举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略论法官名誉权的司法救济---从王法官名誉权一案所想
一、王法官一案的情况
日前重庆市A区基层法院受理了B区基层法院一王姓法官（某庭庭长）诉三家报社（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重庆现代工人报）的名誉侵权案。三家报社发文刊载内容为“政府人员涉嫌造假，法院法官违章办案，重庆建科院面临解体”一文，文中涉及王法官的职务行为，并略作否定性评论。王法官认为报社报道不实，评论不当，以自己名誉受损为由起诉至A区法院要求赔偿。A区法院择日依法开庭审理，原、被告双方各抒己见，先后陈词，法庭紧紧围绕王法官审判案件之职务行为的事实开展调查，以求辩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适当。
二、审理上的逻辑矛盾
一个法院要对一类案件予以审理，必定要能够对此类案件行使审判权，倘若行使权利时出现矛盾就会导致权利无法行使，案件也就不能审理下去。笔者认为A区法院对王法官名誉权一案的审理就存在这样的矛盾。
（一） A区法院审理此案行使了对B区法院的审判监督权
审理名誉权案件也就是审查当事人是否构成名誉侵权，就本案而言焦点在于审查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本案新闻报道的是王法官的职务行为，更明确的说是王法官代表B区法院行使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司法行为，若对此进行审查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合法，报社新闻报道不实，评论不当，判王法官胜诉；二、反之，法院经审理确认王法官审理案件职务行为不合法，报社新闻报道属实，判王法官败诉。这两种情况是法院审理此案的仅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但不管是哪种结果，对审理法院而言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法院必须对报道的内容即王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做出判断和确认，即有没有这个司法职务行为，行为是怎么样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从而判定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从上分析可知，A区法院在自己的一件一审名誉侵权案中对B区法院审理某具体案件的审判司法行为予以了调查、确认和判断。从审理的出发点和表面形式看A区法院行使的是对一个一审名誉侵权案的审判权，然而由于它的判决必须对另一法院法官的司法职务行为的正误做出决断，所以实质上A区法院行使的是针对其它法院司法职务行为的监督权，即审判监督权，也可称为监督司法之司法权。
（二）A区法院不能在此案中行使审判监督权
A区法院是通过行使审判监督权来查明法官名誉权案件的事实，行使审判监督权就成为审理这类案件的必要前提。但这种监督权是否可以在这样一个民事案件中行使？依法又应当怎么行使？应当由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行使？笔者认为这种监督司法之司法权绝不是可以通过一个由当事人发起的名誉侵权案可以行使的，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如此行使。因为审判监督权属于国家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利范畴，它指的是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自己行使的监察、督促权。这一权利行使的主体和所适用程序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依法律之规定，最高法院对各级法院，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本院对本院的司法行为能够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行使监督权，另外上级法院还可在二审程序中对下级法院的司法行为行使监督权，纠正一审的错误。可见对法官在案件中的司法审判行为予以判断的审判监督权，不是随便哪个法院可行使的，而是依据三大诉讼法之规定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通过特定的程序由法定的法院行使。要行使这一权利就必须满足主体和程序两方面的法律条件，最高法院也只能如此，而A区法院是不符合行使条件的，但它却实质行使了这一权利。
（三）这样行使审判权将会产生逻辑矛盾
倘若允许象A区法院这样在法官名誉侵权案中行使实质的审判监督权，就会在逻辑上出现矛盾，并且在实际中也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例如若重庆市高级法院张法官对一具体案件予以判决的审判职务行为被一在全国发行的大报报道，刊称其审判违法，判决不当。张法官认为报道不实，名誉受损，遂向一侵权结果地法院四川省某县基层法院起诉，称其名誉受损要求报社赔偿。倘若这一基层法院确认张法官行使的审判职务行为不合法，判决错误，报社报道属实，不构成侵权，岂不是得出重庆高等级法院之判决被四川省一基层法院予以监督否定的结局。可见法院是无法在此类案件中行使如同普通名誉侵权案一样的审判权，并且也不应当如此行使，否则既有悖于法律又会产生审判监督权行使的误区和矛盾。
不能在法官名誉权案件中行使审判监督权审查法官职务行为，就无法查明新闻报道是否属实，评论是否恰当，案件也就无法审理。那么对这类案件应当怎样处理呢？笔者认为凡新闻单位报道法官职务行为所生法官名誉侵权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应受理，从法官的角度说即为法官在此中的名誉权皆不可获司法救济，并且可推而广之及于其它肩负国家职责的一切人员，如国家主席、总理、市长、区长等等。不获司法救济并不等于是说这些职务人员没有名誉权，他们有名誉权而只是在司法上无法救济，但还可通过其他渠道予以救济，如行政渠道。无法获取司法救济是因为在法律规定上出现了逻辑矛盾，但这只是原因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法律“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法益的价值取向看笔者认为也不可获司法救济，下面一点将对此方面实体内容作一定论述。
三、不获司法救济的理论依据
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司法行为都应具备其特有的理论依据，因为只有在理论基础上做出的司法行为才是科学的。比如笔者提出的不获司法救济的观点就必定要有自己的理论依据，否则只会是一种主观臆断或随意猜测。
当前随着党和国家的倡导及对新闻自由、舆论监督观念进一步发展，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等国家行为屡见报端。其中法官行为尤为是热点，法官的名誉增减亦盛，当法官自觉名誉受损时便将新闻机构诉至法院，这种案子日渐增多，有上升趋势。法官可以起诉，那么法院可否起诉呢？法院是独立的法人，也有名誉权，报道法官司法不当也就是报道了法院行为不当，法院也可起诉。照此而来，凡大小官员，不论是法官还是行政官员；凡大小机关，不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机关，只要自觉报道其职务行为不当，皆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以求公断，届时我国之官员、机关频频坐上原告席，暂且不说这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深远影响，就受诉法院而言就是一大难题。是受理还是不受理？若受理了又该怎么判？司法皆无小事，我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法制统一，法院就应在相应理论之上做出较科学的决策，哪怕决策并不完善，但较之各地自行其事或随意臆断要好得多。现据笔者所闻的新疆、山东、重庆三案皆被法院受理，新疆案已审结法官胜诉，山东、重庆案看来，要象文前所述方式审下去。而笔者的观点是对此类诉讼应不予受理，不获司法救济，理由如下：
（一）新闻自由的存在
在法官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产生的名誉侵权案中，不单只存在原告方法官名誉权，还有被告方新闻单位新闻自由权利的存在。新闻自由属于公民的一项民主权利，是指公民可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它包含于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权利之内，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社会公众、新闻工作者均享有通过新闻表达自己的意志、意见的自由。新闻自由作为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最终目的看不是为了表达公众的意见，而是在于对民主政治的维护，即舆论监督。民众将权力通过代议制委托与政府（政治意义上的政府，包括各种国家机关），让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然而政府是如何行使国家权力的呢？民众得知的渠道有限，一方面是政府主动宣传，自己表露，如公开颁布各种规范，召开新闻发布会等等；另一方面是单个的民众在与政府具体交往中获知，但这两方面的获知却不完全不充分，前者由于受托人（政府、政府官员）基于自身“趋利避害”的考虑，决定了它的不充分或不真实，后者对民众来说知晓的数量相当有限，也不充分。然而民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体，他们享有知晓权，有权全面、充分、真实知晓国家权力的运作情况。知晓权成为民众行使其它基本政治权利的前提，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不知晓政府对国家权力的运作就谈不上监督权、选举权、言论自由、参政议政权利的行使。而知晓权行使的重要渠道就是新闻，新闻成了民众获知国家权力运作情况的重要途径。因此新闻单位负有满足民众知晓权的义务，进而说明新闻自由的存在与必要。从现今社会现实来看，不单公众需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国事，就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要通过新闻去知晓地方事务，如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就为高层传送了许多地方事务。
（二）名誉权与新闻自由将会发生冲突，结果是削弱新闻自由
从上点论述可知，名誉权与新闻自由都是民众之正当权利，都应得到相应的保护。在法官或行政官员因职务行为产生的名誉权案件中当这两种权利各自自行实现时，是否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呢？试想若二者都能得以均衡充分的实现，岂不两全其美，案件也就迎刃而解。但在现实中，许多权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相互冲突的，最后常常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结局。笔者认为就此二权在此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并且若放任两种权利自由行使与发展，最终结果将是剥弱新闻自由。
因为首先象笔者所述两种权利各自行使，新闻单位基于新闻自由充分报道法官、法院、行政官员、行政机关职务行为，大大小小官员、机关基于自身名誉权受损需保护将新闻单位告上法庭，且不说审判结果如何，从内心而言就给新闻单位造成无形的压力，原告毕竟都是“手持”一国或一方国家权力的组织或个人，而新闻单位充其量是一个事业单位，从发展来看称为企业更为合理。新闻单位的生存与发展许多方面还要“仰仗”原告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单位对此方面的报道必定会过于“慎重”，并缺乏信心，不能做到“不思量”的自如报道。心存顾虑的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看来若名誉权得以自行伸张，新闻自由就会被削弱。
其次从审判结果分析，哪一方的败诉机率高，哪一方权利就会被削弱，笔者的结论是新闻单位一方败诉的机率高一些。理由如下：决定此类名誉侵权案件审判结果对哪方有利的关键点有二，一为报道是否属实，二为评伦是否恰当。然而基于新闻自由所做出的此方面职务报道的特性决定了新闻单位极易被判定为报道不实或评伦不当。因为从第一点报道是否属实来看，一般的报道比较容易做到属实，如市井话题，被报道者大多愿意接受采访，新闻单位只要全面地、真实地报道就能做到属实的要求。而报道职务行为却不同，如果在报道中新闻单位只是被动采访，报道那些法官、行政官员愿意被报道的内容，如报“喜”不报“忧”或尽用美懿之词歌功颂德，那这种报道不能说是自由的，也形不成舆论监督，当然这肯定不会侵犯谁的名誉。新闻自由之上的报道应是全面的、充分的，而不管法官、行政官员愿意与否，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公众知晓的需要，才能让公众全面了解国家职权的行使状况。但这就给新闻单位出了难题，要掌握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就不那么容易，这不同报道市井消息，法官、行政官员、政府不愿被报道，就不会主动、全面、真实提供资料，如行为背景、谁是参与决策的人员、他们考虑的因素、操作的细节等等，有的甚至还会主动出击阻碍新闻单位采访。新闻单位要充分报道就只好从“旁门左道”获取资料，用尽各种办法去收集，但这样就会影响报道的属实程度，进而降低了胜诉机率。第二点评论是否恰当可从两方面分析，第一方面从评判的主体看更乐于接受原告方的观点。评判的主体是法官、法院，他们与原告方同是国家官员、国家机关，他们之间在理念上的影响远大于新闻界的影响，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较之新闻界更紧密，当原告方的官员们与被告方的新闻单位各抒己见时，评判的法官一般首先考虑原告方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原告胜诉的机率就会高于被告。第二方面从评判的标准看标准呈现不易确定的特性。首先司法行为并非一经做出即确定了它的效力，它还可以经过二审、再审、再次再审予以改变，极不稳定，这就给评判带来难度，并且即使经过再审最终确定了结果，这也只是司法程序上的“正确”结果，并不能否定对它的继续争论，专家、学者们仍可以对再审结果
提出异议，在理论上进行探讨。此时判断评论是否恰当的标准就不再局限于再审结论，裁量权就落在评判法官手中，由法官去评判。而既然专家都有争论，法官在此并不比专家高明，要确定标准就极为不易。其次对行政行为的评判标准更难于确定，行政行为中有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程序或行政复议程序再次对行为进行评判，但这与司法行为一样也不能否定新闻界或专家、学者对它的继续争论。而大量的行政行为是根本就没有设置再次评判程序，一经做出就产生效力，如抽象行政行为、政府决策行为等等，还有一些是技术含量非常高的行为，如重庆直辖、三峡工程或某地设立经济开发区等等，它们不是一时能评判的，只有由实践来检验，新闻单位如果对这些做出评论，而后让法官来确定一个标准评判评论是否恰当，难度可想而知。在标准不易确定的情况下，依照上述第一方面因素分析推导将对原告方有利，对被告方不利，增加了被告败诉的机率。
(三)两种利益之间的抉择
两种利益在各自实现中产生了冲突，而且不可能“两全其美”地解决，那么就要求在二者之间做出抉择。一方面是新闻自由，一方面是官员的名誉权，两者都是包含于宪法内的基本权利。若作横向比较谈不上谁比谁重要，都为人们所需要，但是若置于特定条件下，特别是两种利益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时，就必须比较进而抉择其中之一。如淡水和石油被人们所需要，但在少水多油的沙漠化国家淡水就更为珍贵，人们为了生存就会舍油取水。看来抉择的标准就是看在某种条件下哪方的利益更重要更符合立法者的价值取向。
笔者对本文所论及的两种利益比较后立场是倾向于保护新闻自由，对凡因职务行为相关内容被报道提起名誉之诉符合一定条件的法院皆不予受理。理由是：一、公众的利益较之于个人利益更重要。名誉权主体是法官、行政官员，利益只指向他们单个主体，而不涉及其他人；新闻自由却不同，行使的主体虽然只是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或公民个人，但其中涉及的是更为重要的第三方利益，即视听公众的利益，他们有至高无上的利益。这一利益主体数量巨大，涵盖整个社会，这是法官、行政官员所无法比拟的。二、政治利益较之民事利益重要。名誉权只是一项民事利益，而新闻自由是一项政治利益，新闻自由是为了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存在，它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没有新闻自由就不能形成舆论监督，没有舆论监督的政府就会非良性运转，这将不利于广大公众的利益，因而在此只能维护新闻自由。对法官、行政官员来说，名誉权仍是存在的，只是无法提供救济而已，他们必须在自己名誉权益上做出让步，这是承担国家公职所带来的责任。
四、准确划分不获司法救济的范围
被报道的官员们不能获取司法救济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名誉权，而是由于他们职务的特殊性所致，他们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同时为了公众的利益对自己与职务相关的部分名誉作了一定的放弃，但这并非是无限度的放弃。首先他们对自己完全不涉及职务的私人方面名誉仍可获完全的司法救济，如个人生活、个人经历、个人作风、个人素质、个人行为等等方面的名誉均可获司法救济；其次并非只要因职务行为被报道而提起的名誉诉讼皆不获司法救济，这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本文所称的“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起诉才属不予受理的范围，其余皆应受理。笔者认为条件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道应仅仅局限于职务行为要素之内，即做出行为主体、时间、地点、对象、行为内容等等，如报道某某法官在某时某地对什么案件做出怎样的判决即可；二、评论应仅仅围绕职务行为进行，不能含有个人因素的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判决严重违法是由于其法律理论相当欠缺所致，该法官就可针对“法律理论相当欠缺”的个人因素评论予以起诉；三、报道中不能含有不属职务行为而属个人行为的报道或评论。如报道某法官因接受原告的贿赂而做出有利于原告的判决，法官接受贿赂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却不属职务行为本身而属个人行为，若对此进行了报道法院就应受理法官针对此部分提起的名誉权诉讼，对其余报道职务行为涉及的名誉权争议仍不予受理；四、报道中不能含有虽与职务行为有关但属个人自有因素（如个人动机、个人习惯、个人经历等等）的报道或评论。公务活动总是要由具体的个人来开展，因而个人在行为中带有自己的个人色彩是不可避免，它虽是影响职务行为的因素之一但这一部分毕竟来源个人自身，应当予以救济。例如某法官对一个财产案件的判决极大倾斜于未成年人的原告方，某新闻单位报道称这可能与该法官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经历有关，是否在单亲家庭长大是法官的个人经历，这一点是否是判决的动机也是法官个人的因素，若新闻单位对此报道或评论就要承担被诉的风险，判案法官对此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
五、从行政监管新闻单位的角度对法官名誉权予以救济
新闻单位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被定义为事业单位，因而他们应当与营利动机相距较远，但在现实生活中的新闻单位却并非如此，刊物发行量、收听率、收视率导致的广告收益早已成为他们甚为关心的问题。开展有效的新闻工作需要良好的经济基础，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的关心也无可厚非，单靠少量财政拨付是难以支撑奏效的舆论监督的，并且这也不能与那些“无冕之王”按劳分配的报酬机制适宜。然而过分关心自己行为带来的经济利益，以营利企业的运作方式运转都定会引来负面效应，我国现尚无相关的具体财经制度对“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单位（医院、学校、证券登记公司等等）予以约束，因而他们在“趋利避害”的本性影响下定会越走越“远”，新闻单位也难逃此“症”。新闻单位在履行新闻职责时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一些非经济的目的就不一定会遵循真实报道、恰当评论的原则，新闻自由权利就会被滥用，而权利都是应当有边际的，在法治社会不应当存在不受约束与监督的权利。职务行为被不实报道或不当评论时，依据本文的观点职务人员无法提起诉讼，就失去了一个约束与监督的渠道，但新闻单位的不当行为责任定不能免除，笔者认为可采用行政手段予以监管。监督的实体依据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法规和新闻出版署制定的规章，依据这些规定，报道不正确应当承担在最近期刊相应版面作更正报道和视情节接受行政处罚的责任。笔者认为被报道的法官等职务人员因为失去了起诉的机会，就应当专门为之建立职务方面报道的行政投诉机制，对投诉受理的主体、处理的程序、处理的期限等等做出详尽的规定，让新闻单位能够及时做出更正报道，让视听公众能及时知晓，从而恢复法官等职务人员的名誉，进而对法官名誉权予以了救济。
谢 侃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