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休假制度的暂行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



为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繁忙紧张工作中有适当的休息，保持身体健康，保持旺盛的精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做贡献，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工作时间满十年的，均可享受休假待遇。
二、休假时间：参加工作时间满十年的工作人员，每年休假十天，以后每增加工龄一年，增加假期一天，假期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天。工龄计算办法：按年度计算，上年参加工作的，从下年一月一日起开始计算。
上述假期不包括公休假日和法定节假日。
三、按规定享受探亲假又符合休假条件的工作人员，除探亲假外，可折半给予享受其应休假的天数，原则上同探亲假合并使用。
四、凡在一年内请病假累计超过三十天或请事假累计超过本人应休假天数的工作人员，当年不享受休假待遇。如在休假后，再请病假、事假超过以上规定时间的，则在下一年不再给予休假。
由组织上安排疗养的工作人员，当年不再安排休假，但疗养时间少于应享受休假天数的，可补足休假天数。
工作人员在各类学校学习、培训、进修一年以上者，在学习期间不享受休假待遇。
五、凡受开除留用处分的工作人员，在开除留用期间，不享受休假待遇。
六、工作人员休假，原则上在当年内安排。可以一次性休假，也可以分几次安排。个别人员因工作需要，在当年不能休假者，经组织批准，可将假期移至下年使用，但不准发给加班工资或以其他形式发给补贴。
七、工作人员在休假期间，其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工作人员利用休假时间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其一切费用自理。但按规定享受探亲假的，其差旅费按照现行有关规定办理。
八、各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在确保完成工作任务的前提下，有计划、合理地安排好工作人员休假。工作人员应自觉服从组织上的统一安排，在休假前后要切实做做好工作交接，避免给工作造成损失。
九、事业单位条件允许的，可参照本暂行办法执行。但对于已按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了休假的单位 （如学校），不执行本办法。
在我省的中央、国务院各部所属机关、事业单位是否参照执行，由各单位请示其主管部门确定。
十、本暂行办法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后，从一九八六年起执行。我省除渡口市经原国家劳动总局批准试行的职工休假制度及甘孜、阿坝、凉山三州，可根据本暂行办法结合当地实际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外，其他各地、市和省级机关工作人员休假，均按此办法执行。
本暂行办法由四川省人事局负责解释。
今后如国家有统一规定时，则按国家的规定执行。



1986年3月28日
为了共和国刑事法治的完善——访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赵秉志教授

2001年2月9日 14:07 本报记者　晏向华
　　赵教授的声名，在法学界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对赵教授的采访计划，也是列于“法学英才”栏开办之初。遗憾的是，几次与赵教授联系未果。对于这次迟到的采访，我深有对名家不恭的忐忑，而赵教授根本不以为意，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给我提供了所需资料。
　　对于这样一位知名教授，一篇短短的采访文章实在是难以表其丰硕。这里仅以素描方式建立起其基本形象：赵秉志，新中国首届刑法学博士，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刑法学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多种全国性学术职务，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主编及合著书籍150余部，人们常以“著作等身”形容一个人的成果斐然，可是赵教授早已是著作超身了。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学者，你可以想见其中的勤勉和渊博。
　　对于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赵教授可谓是倾尽心血。1988年至1997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修改小组主要成员之一，他始终参与了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工作。他主张对刑法观念进行更新和变革，树立经济刑法观、效益刑法观、民主刑法观、平等刑法观和开放刑法观。对于刑法中的一系列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里仅择要予以介述：
　　其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与类推的废止问题。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且在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类推制度。要不要废除类推制度?这一问题曾经在学者之中产生过诸多争议。赵教授旗帜鲜明地认为，类推不利于法治和人权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符合世界刑法发展潮流，有利于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有利于强化刑事司法。赵教授和其他一些学者力倡的这一主张得到了立法者的采纳，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其二，关于死刑的立法完善。赵教授认为，重刑主义思想是同态复仇报应观念的反映，立法者对死刑的作用应有冷静、客观的认识。过分崇尚和依赖死刑，则必然会使法律失去正义性和合理性，从而失去公众的尊重和支持。他提出坚持以总则和分则相结合控制死刑，对经济犯罪和财产型犯罪原则上可考虑删除死刑，从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文明与进步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甚至在将来条件成熟时逐渐废除死刑，应是我国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其三，对犯罪主体的研究。赵教授认为，犯罪主体通过影响刑事责任程度进而对刑罚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因犯罪主体情况的影响而从宽、从严适用刑罚或者是限制刑种的适用。他早在1987年即明确主张刑法对已满14岁不满16岁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罪种范围应当明确限定，并主张对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些主张在我国新刑法典中都得到了立法的采纳与体现。
　　其四，关于妨害司法活动的立法完善。1979年的刑法典分则对这类犯罪没有集中规定，而是分散地规定于若干章节中。1988年应国家立法机关邀请参加修改刑法典的起草与论证工作后，赵教授提出了增设妨害司法活动罪专章的建议。随后，他又以此为题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并推出了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在他的倡导下，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分则第六章第二节设立了“妨害司法罪”专节，并增设了妨害证据罪、破坏监管秩序罪等新罪名。
　　多年来，赵教授在异常繁忙的教学科研工作之余，还抽出相当精力参与许多重大学术活动。这里简列如下：参与中国刑法典的修改和研拟工作；参与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司法解释创制、疑难案件的咨询工作；参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的学科评议工作；参与全国刑法学科的学术组织与协调工作；参与国家港澳台事务主管部门的有关法律研究与咨询工作。
　　在我与赵教授联系采访事宜时，他又即将赴法国、德国讲学和研究。透过赵教授永远匆匆的身影，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法学建设繁荣而光辉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