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 护 词
（一审程序）
指控罪名：聚众斗殴
公诉机关：
委托人：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庭审时间：2012年11月15日
庭审地点：法院刑事审判法庭

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五条规定，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接受亲属的委托，征得被告本人同意，由本律师担任第一审程序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今天的庭审，经过阅卷和会见，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罪的起诉提出异议，公诉书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从犯罪构成的角度，不足以认定构成聚众斗殴罪，主要理由和辩护意见如下，请予参考：
无罪辩护要点
理清案件本质特征；明确罪名划分界限；遵循司法解释意见；
正视同样案情不同样对待的错误；提供北京高检关于类案不构成聚罪的法理参照。
辩护路径：由“案”头到“人”头，先整体后具体。
第一：从全案分析
　　　1、聚众斗殴罪”的构成要件及法律特征与本案反映出的主观动机与本质特征明显不一致：
　　　　“聚众斗殴”犯罪的构成要件：客体要件指向公共秩序，本质特征：行为人用聚众斗殴行为向社会挑战，形成对整个公共秩序的严重威胁，侵犯的是不特定的人或者不特定的公私财物。客观方面表现为纠集多人结伙殴斗。主观上具有公然藐视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心理状态。主观方面法律特征是：行为人出于争霸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成伙结帮地殴斗。
　　　　结合法理特征对照本案：全案证据证实情况是，事件起因于之前的5月13日，相对一方的人驾车堵住受害方歌厅大门阻止正常经营，受害方服务员报案后，派出所到场劝退相对一方的人，5月14日相对一方的人（以伤者为首）再次来到受害方歌厅闹事，被门口值班的门卫认出，用对讲机通知楼上的人员说：昨晚闹事的人又来了，让防着点。由此可见，受害方的服务员主观上是为了防范相对一方的人捣乱，各自分头有所准备，各自的主观动机均处于防范，没有组织指挥者，也不是为达到争强好斗、流氓活动的目的，主观心理上与聚众斗殴罪有本质区别。
　　　最高院司法指导意见强调，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不能升格为聚众斗殴：
　　　本案是因相对一方的员工张某到受害方歌厅工作，引起相对一方的不满，相对一方的人员三番五次来到受害方挑事，过错明显在相对一方一方。虽然本案的发生具备“参加人员超过三人、持有械具、有受伤人员”三个外观现象，似乎与聚众斗殴的特征重合，这也是公诉方提出指控的主要理由所在，但是依据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判断，结合案发起因综合分析，起诉书的错误在于客观归罪。
　　　最高院司法解释对聚众斗殴的定性做出了两个明确的界限区分：一是“聚众斗殴罪”与“因民事纠纷”互相斗殴或者结伙械斗的界限，民事纠纷引起的殴斗，行为人不具有流氓犯罪的动机，不是流氓活动，因民事纠纷发生的互相斗殴或械斗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构成轻伤就认定共同伤害罪。二是“聚众斗殴罪中的伤害行为”与“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界限：二者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于犯罪动机。聚众斗殴中的伤害行为显著特点：伤害行为表现为称王称霸，充英雄好汉而惹事生非，与对方争个高低，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伤人的，才能定为聚众斗殴中的伤人行为。而其他故意伤害罪中的伤害行为具有明确的伤害对象，如果是临时起意伤害对方也往往是因为发生纠纷的原因和过错明显在对方一边，这种情况表现为双方有纠纷，责任不易分清。据此，最高院司法解释对于因民事经济纠纷等原因引起的殴斗，明确规定按照结果论处，造成伤害的只能按共同伤害处理，如此规定正是准确考查了行为人犯罪动机的不同。
　　　“聚众斗殴罪”从七九刑法一百六十条规定的“流氓罪”分离出来，虽然罪名有所更新，但两者具有沿革、承继关系，决定了对聚众斗殴罪本质特征的理解必然沿袭流氓罪的解释内容，成立聚众斗殴罪，要求具有无视公共秩序等流氓动机，聚众斗殴者在主观动机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胆量等。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流氓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流氓罪属于妨害公共管理秩序罪。最高法、最高检关于“怎样区分流氓罪和与其相近似的其他犯罪的界限？”强调，因民事纠纷而互相斗殴甚至结伙械斗，不应按流氓罪处理。其中犯故意伤害罪（包括轻伤、重伤）或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等罪的，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关于怎样认定和处理流氓集团的意见》第三部分 认定流氓集团应当注意区分的界限（四）群众之间因某些纠纷而引起多人互殴的，不构成流氓罪。
　　　司法实践表明，聚众斗殴行为是两方共同构成，单方不能构成聚众斗殴罪：
从主观上判断，双方都应该具有斗殴的故意，因为就“斗殴”一词的本意来说，是一种双向性的主动攻击行为，因此，任何一种单向的主动攻击行为都不能被称之为“斗殴”，更不能成立聚众斗殴罪。一方聚众攻击无斗殴故意的另一方，由此造成被害人伤害的，属于共同故意伤害，没有造成伤害后果的，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1年8月份出版的侦查监督业务指导从书第8个案例，选的是北京高检对类似本案的聚众斗殴罪的法理分析，认为不构成聚众斗殴罪，依据刑事司法实践，对于相同或类似的案件，在法理上不能作出过于悬殊的认定，否则就是罪刑不相当。
　　　
　　　　4、侦查环节及起诉程序存在一降格一升格不公正对待的错误：
　　　从刑事侦查手续卷发现，无争议的基本事实是，相对方伤者电话召集刘洪光、苏泳齐到受害方闹事，刘某和苏某持有械具，侦查机关对李某定性为聚众斗殴，但起诉时降格为寻滋。对方的行为在客观上“同样是多人、同样持械、同样致人伤害”，而且对方的行为更为严重，头天晚上警方制止过，第二天晚上接着行动，造成五人轻微伤的后果，依据“聚众斗殴罪”的本质特征，根据聚众斗殴罪“同罪同罚”原则，必须同等追究，公诉方反而把受害的一方提格定性，同样的情况作不同样的对待，把主动到别人营业场所滋事，对矛盾的引起有主要过错者降格处理，于法于理不通。
　　　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个案情况，将相对方作了降格处理，同样要给予另一方降格处理，达到罪格等同，不能仅仅因为李某受轻伤就降格（依照法律规定，受伤情节改变不了其所起的纠集、挑事的首要地位或作用）。不综合全案证据、不正视李某所起的纠集、结伙、挑事作用的客观事实的情况下，作出罪格不同的定性，不符合法律规定。
　　　既不能把仅仅符合轻罪构成的行为认定为重罪，也不能把没有齐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仅仅因为与某个法条所规定的个别显著特征相符合就机械套用该法条，简单地认定为犯罪。

第二、主观上、行为上不构成聚众斗殴罪
　　　　
　　　　1、无证据证明是首要分子，既没有“聚众”的主观故意，也不存在“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起诉书将列为首要分子，属于错误指控：
　　　　认定犯罪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没有证据不得认定犯罪，存疑证据不能采信，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认定的事实证据确实、充分。《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规定，构成聚众斗殴罪必须具有聚众和斗殴两个实行行为，本案被告人既不存在“聚众”行为，更不存在“斗殴”行为，指控不能成立。起诉书查明部分所述“被告人因琐事与伤者发生矛盾”的提法缺乏根据，与全案客观事实明显不符，应予纠正。
　　　　本案被告人供述，自始致终没有授意行为，起诉指控为首要分子，缺乏组织、指挥领导聚众斗殴的证据。在主观上没有与对方争高低的动机，没有通谋其他人参与，更没有参加斗殴。
　　　　案件发生的时点，在自己的办公室采取顶门措施，防范相对一方人员持械滋事者攻击，完全是为了维护本方的利益和安全，全案证据显示，被告人及其供职的歌厅实际上是受害方。
　　　　关于聚众斗殴罪的刑法理论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扰乱公共秩序，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存在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明知或希望的主观动机。公诉方在确定指控首要对象时过于简单轻率，被告人不是受害方歌厅的业主，不具有组织指挥的权力，认识因素上，无法认识到又是聚众又是斗殴；意志因素上，也没有希望或放任危害公共秩序结果的发生。
　　　　没有对任何人授意要对来人进行殴打，起诉书关于“授意”的认定缺乏证据，是先入为主，在缺乏证据支持情况下的主观推断，过早地把嫌疑对象定格为犯罪，背离证据客观性全面性要求，不符合刑事案件证据裁判原则。
　　　　犯罪的认定离不开犯罪构成要件及构成要素的审查，犯罪的主观方面这一要件同样要有证据支持，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对主观方面的证据审查有明确的指导，主观方面是犯罪主体对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结果的心里态度，犯罪主观方面是犯罪成立的主观基础，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强调对于犯罪的认定不仅需要掌握客观行为的证据，还需要通过证据材料证明主观罪过，防止客观归罪。
　　　　五月十五日案发时，受害方歌厅，同一时间有两个现场，同在四楼，有两处事件，一个在大厅，其他与李某对峙，另一个现场在歌厅办公室门口，相对一方的人持械打砸办公室门窗，在室内用凳子顶住房门自卫，根本没有组织、策划、指挥的任何机会和条件。
2、指控构成聚众斗殴犯罪，主观上及行为上均缺乏证据支持：
界定犯罪行为的性质，需要依托现有证据仔细研判，指控本罪时，检方没有依照刑法关于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单凭三人以上就归入“聚众”，看到“持械”就纳入加重后果，没有重视研究全案客观事实，这是最常见也是最有害的认识误区，是客观归罪的具体表现，请法庭慎重审查。
　　　　通过其他人供述得知，得到门口值班员门卫对讲机告诉相对一方的人进店的信息后，每个人自发形成防卫意识。自始至终没有言语指示，自己也采取防范措施，无法预知瞬间在楼道外面发生的打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法中若干问题的初步经验总结》四、关于共同犯罪的问题（一）什么是共同犯罪，刑法第二十二条（修订后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审判实践中，认定共同犯罪的条件是：共同犯罪人在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行为。起诉书指控授意这一环节没有证据，其他人的供述也没有表明是受到被告人的授意而聚众斗殴，共同故意犯罪的证据链条不能成立。
　　　　如果能查清殴打李某致左腿腓骨轻伤的具体人员的，只对加害人定罪处罚，防止将共同伤害行为简单升格为聚众斗殴行为。
　　　　综上，请求法庭严格掌握聚众斗殴行为的定罪标准，防止客观归罪，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
　　　　 辩护人：张生贵 北京市天依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根据《常州日报》2011年3月15日报道，本案被评为2011年常州市3.15十大维权案例之一。

2006年8月，消费者吴某为自己家庭需要，准备购买一台电视机。吴某在选择电视机前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对比工作，被三星公司推出的“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机”所吸引，吴某发现三星公司宣传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的使用的寿命，并且在宣传中使用了“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的内容，三星公司的上述宣传，出现在其官方网站以及其他众多家电类的信息网站上。

随后，吴某到本市大型家电卖场金太阳电器湖塘店，了解电视机的相关情况，在三星电视机专柜，销售人员在向吴某介绍该款产品的时候，同样着重说明了该款电视机具有超长使用寿命的特点，并且也引用了上述宣传的内容。经过比较详细的对比后，吴某最终在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了该款电视机，价格为11900元。

2009年10月，吴某购买的电视出现了故障，无法使用，于是电话联系三星公司售后服务部门并报修。经三星公司售后服务工程师检测后，发现该电视机的屏幕不良，需要更换，并且由于该电视机已经超出国家“家电三包期限”，更换维修的费用应由吴某承担，费用约为7000元左右。

刚出三包，电视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并且维修的费用这么高昂，吴某心痛之余，更产生了疑惑，当时买电视的时候，三星不是说这个电视有超长寿命的吗？怎么这一过三包就出这么大问题。于是吴某上网，搜索了这款电视机的介绍资料，发现当初网上的宣传内容依然存在，再次阅读后，吴某决定向三星要个说法，于是又致电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要求对宣传的使用寿命进行解释，不料得到的答复却是三星公司只按照国家三包规定，对产品提供质保，无法按照宣传的60000小时超长使用寿命提供质量保证。为此，吴某不服气，多次与三星电子的售后服务部门交涉，均无结果。

看着自己花了高价买来的电视机成了放在家里的摆设，吴某心痛之余，对于三星公司的答复更加气愤。于是找到本律师，要求进行维权，并一再表示对于三星公司行为的愤慨，要求按照欺诈消费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本律师认为，鉴于吴某购买的电视机已经超过了国家“三包”期限，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追究三星公司欺诈消费的责任，关键在于三星公司对于该款电视机的宣传是否构成虚假宣传？能否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的责任？

对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从吴某提供的材料看，均只是从一些家电资讯类网站上查到的产品介绍，并无三星公司官方网站上的宣传（尽管吴某确定购买电视当时，三星公司中文官网上是有相关的介绍的，但是目前从其中文官网上，根本查询不到该款电视机的信息），如何证明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做出了直接的宣传，是整理证据工作的重点。

对于能否以经营者追究三星公司责任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对于“经营者”的具体定义并没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均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的销售者。而吴某是从金太阳电器湖塘店购买的电视机，所有的销售材料均表明是金太阳电器湖塘店是电视的销售者。如何将与吴某并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的三星公司当作“经营者”并追究相关责任，是法律及事实分析的要点。

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三年，并且家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非常快，现在该款电视机的介绍都散落在很多家电资讯类的网站上，为增加宣传内容的可信性，本律师决定从国际ALEX排名较高的网站上进行搜索，选取“泡泡网”、“中关村”、“ 搜狐”等网站上的宣传了内容作为证据进行公证保全。同时在进行英语检索的时候，发现三星公司在阿联酋的英文网站上还保留了该款电视的介绍，其英文内容也是与中文一致的。随后，向常州公证处申请对上述网络证据进行了公证保全。

同时根据吴某的介绍，发现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部门在接听吴某电话时，对于其宣传的内容也是承认的，因此又采用了电话录音的方式，将三星公司售后服务人员承认更改该宣传的内容进行了录音。（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公司的售后服务人员对于吴某的信息进行了登记，在此后的电沟通中，售后服务人员一旦核实吴某的身份，就开始刻意回避了宣传内容，也不再承认）。

在完成了取证工作后，开始了诉状的准备工作。

1、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构成虚假宣传的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以广告、产品说明、实物样品或者其他方式表明商品或者服务质量状况的，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与表明的质量状况相符”。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信息的时候，应该提供真实的信息，当经营者以广告的方式表明商品的质量的时候。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的实际质量与广告宣传的质量相符合。

通常生活中，本律师们看到的商品广告一般很少出现具体表明商品质量的内容，经营者往往使用一些艺术表现的手法，体现商品的吸引力。但在三星公司对于该电视机的宣传材料中，却出现了非常具体的质量性能介绍。其原文表述为“三星PS42C7S等离子电视的超长使用寿命享誉世界。用户平均每天观看6小时的情况可以使用27年（60000小时），再不用担心产品的使用年限问题，尽情享受高品质的现代生活”。三星公司在其宣传中，对于电视机的使用寿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提供了60000小时的详实数据，为了让消费者有更直观的认识，三星公司还进行了更形象的比喻，根据家庭用户的正常使用情况，做出了电视机可以使用27年的质量保证说明。

然而在电视机使用时间超过国家三包期限后，三星公司却表示只能按照国家三包规定提供质量保证服务，对于宣传的质量保证内容不予认可。本律师认为，三星公司的做法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构成了虚假宣传的欺诈行为。

2、关于三星公司是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的问题。

《消费权益保护法》中，“经营者”是一个相对于“消费者”的概念，其法律地位是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一方，司法实践中通常都是将“经营者”理解为“商品销售方或者服务提供方”（这点在后来法院立案的时候亦得到了印证），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是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或者服务合同法律关系的双方。

本案中，三星公司作为电视机的生产者，其与吴某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商品买卖合同关系。三星公司只是将产品供给给金太阳电器，由金太阳电器进行销售，与吴某发生商品买卖合同关系的是金太阳电器，按照通常司法实践中的理解，作为“经营者”应是金太阳电器，而不是三星公司。而如果不能将三星公司认定为“经营者”，此前的取证工作将变得没有意义。

经过对吴某的询问，结合自己在电器卖场购买家电经验的分析，本律师认为，在本案中三星公司就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目前金太阳电器卖场出售大宗电器的时候，整个流程可以归纳为：消费者在卖场通过对样机的了解进行选择，选定后在卖场付款，随后由金太阳电器指定的送货人员将电器送到消费者制定的地点，至此，金太阳电器的，义务履行完毕；消费者在收到电器后，通过包装上所附的电话，拨打电器生产厂家的售货服务电话，由生产厂家售货服务中心派员上门检验并进行安装，同时登记消费者的相关信息，建立用户档案并提供后续的售后服务。

由此可见，吴某在金太阳电器购买电视机的时候，存在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是商品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和商品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对应的主体分别是吴某与金太阳电器，吴某与三星公司，因此金太阳电器与三星公司均是《消费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

2010年7月21日，吴某以金太阳电器湖塘店、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为被告，向武进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被告按照《消费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办法》的规定，退还货款11900元，并依法赔偿11900元。

武进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在审查时，认为根据《消费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只是“销售者”，三星公司并非“销售者”，将三星公司列为被告不符合法律规定。为此，本律师将上述分析的内容进行了解释，最终立案工作人员在向领导汇报后，接收了案件材料，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几天后，吴某接到武进消协湖塘分会的通知，告知案件已经转到武进消协人民调解委员会，消协将组织四方进行调解。后经过本律师与金太阳电器、三星公司两次面对面沟通，在武进工商局相关领导的主持下，吴某同意了被告提出的原价退货调解协议。至此本案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