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饭店的安全保障义务

郭国会


我国作为一个旅游大国，饭店住宿服务及与之相联系的其他服务消费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然而，与此相关的法律规定，尤其是有关饭店对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保护规定还比较缺乏。我国有关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较为分散，散见于一些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
立法的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此外，合同法还规定，合同中免除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条款无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对安全保障义务最直接的规定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权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中，即“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
一、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
1.法定义务为原则约定义务为例外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目的在于避免住店客人的人身、财产遭受损害，故安全保障义务也可以理解为避免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一般说来，避免损害的义务通常以加害人和受害人或危险源之间的近因关系为前提。两者都会引起责任，责任进而导致介入的义务。类似的安全（保障）义务也产生于那些自愿对他人负责的个人或组织，包括无合同基础而承担责任的情况。”尽管理论上可以将饭店对住店客人的安全保障义务解释为合同法中的附随义务，但合同附随义务具有地位的附随性，内容的不确定性等局限性，对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住店客人显然不利。在考虑对住店客人的保护时，应以社会为本位，以实质正义为理念，维护社会利益，故而应当强化饭店的义务，使其上升到一般义务的地位，使这种安全保障义务成为一项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况且从我国立法实践来看，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或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律综合考虑了在调整饭店经营活动的程序中设立这种义务的社会经济价值及道德需要后，依据诚信及公平原则所确立的。因此，将饭店对住店客人安全保障义务原则上确定为法定义务比较妥当，这样也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所建立起来的模式。
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以法定义务为原则，并不排除在特别情况下也具有约定义务的性质。这些特别情况包括：（1）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2）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相对人默示方式接受这种承诺。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相关纠纷可以按照其约定或者单方承诺处理，安全保障义务因而具有了约定义务的性质。
2.积极作为义务为原则消极不作为义务为例外
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种法定的义务，饭店必须履行。这一义务要求饭店为积极的作为，保障消费者的人身或财产安全。只有在特别条件下，安全保障义务才可能表现为消极不作为义务。饭店的消极不作为往往构成对其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例如，饭店不采用符合安全规范要求的设施或设备、不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不设置必要的警示或不进行必要的劝告、说明，不配备适当的保安或医护人员等，均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在住店客人发生人身或财产危险时见死不救或者不采取适当的措施，更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二）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以住店客人对饭店的合理、具体的依赖及饭店对其所应承担的义务是否具有合理的预见性为标准，可将饭店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划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对潜在危险的预防义务。饭店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的发生。饭店应保证其提供服务场所的建筑设施的安全性，配备特定的防止危险的设备。同时，对于提供服务的人员有特定技能要求的，要达到相应的技能水平。（2）对危险源的消灭义务。当潜在的危险成为现实时，饭店一方要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消除危险。当危险表现为第三人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时，在可能的条件下及时制止第三人侵害就构成了安全保障义务的一部分。（3）对住店客人的救助义务。当住店客人因为危险状况的存在已经遭受了人身侵害时，饭店应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其加以救助。如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侵害时，饭店一方应当迅速报警并及时将客人送往医院。
（三）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
合理判断饭店是否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是饭店对住店客人的人身损害是否承担责任的关键。根据安全保障义务的性质，应以以下两个标准作为判断饭店是否适当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主观上有无过错：
1.法定标准。如果法律对于安全保障的内容和当事人行为的标准有直接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
2.特殊注意义务标准。如果法律没有严格确定的标准，应以高于侵权行为法上一般注意义务的标准作为是否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判断标准。这是因为饭店与住店客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服务法律关系，且双方当事人对这种特殊的服务关系是明知的。在欠缺法定作为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是否对他人负有积极作为的义务，应根据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是否有让行为人积极作为的意图来加以判断。根据合同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饭店应对住店客人负有超出一般注意的特殊注意义务。如果饭店在应该积极作为时却没有行为，即表明饭店有过错，在符合侵权责任的其他构成要件时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的责任
现代饭店及其雇员直接侵害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形已比较少见。虽然有时饭店员工的行为或活动会造成对住店客人人身的侵害，但这些行为大部分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行为。当然，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员工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的情况也不可能在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完全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饭店应承担的责任既可是侵权责任，也可是违约责任。有的学者称之为“侵权性违约责任”，即由于服务合同一方当事人的直接侵权行为引起的违约责任。此时，饭店的经营者、管理者或雇主应对其履行职务的员工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在现代饭店的日常经营活动中，最常见的是饭店之外的第三人的行为侵害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此处的“第三人”既指与饭店无任何联系的进入饭店实施违法行为的“外人”，也包括在饭店住宿的其他客人。在此种情况下，虽然对住店客人的人身侵害不是由于饭店的直接行为所造成，但这往往也是因为饭店方面规章制度不严、监督检查上存在漏洞、防范措施不到位或管理上的疏忽与懈怠或缺乏严谨注意，给第三人实施犯罪或侵权行为提供了条件或可趁之机。
关于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致使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应承担的责任，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8编侵权行为第1859条设计为，应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此外，有的学者认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还有的从惩罚的角度主张饭店应承担完全责任。我们认为，认定饭店仅承担违约责任对住店客人的保护过弱，不符合前述所探讨的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定性质；认定经营者和第三人基于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也与法理不合。在多数第三人介入的案件中，饭店只是消极的不作为，而损害后果之发生事实上完全是由于第三人的积极侵权行为所造成的，饭店一般是过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侵权的第三人则是故意或者过失违反不得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义务，他们故意或者过失的内容并不相同，而且一个积极加害行为与一个消极不作为行为也不构成具有关联性的共同行为。因此，此类案件不能适用共同侵权的理论，饭店和直接加害的第三人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让饭店承担完全赔偿责任的观点更不可取，因为这完全颠倒了责任原因的主从，对饭店也过于苛刻，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
饭店不是侵权行为的积极发动者，对第三人针对住店客人的侵权行为，饭店无法也不可能全部避免而只能积极预防、制止、救助，在有些时候，可以说饭店也是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求饭店承担严格责任或无过错责任的话，就会造成饭店和住店客人之间利益的严重失衡。为了平衡社会利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饭店应仅在自己有过错的情况下承担责任，没有过错则不承担责任。然而，当饭店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原因多是与饭店的不作为有关，而事情的经过也只有饭店一方能够比较全面地掌握，受害的住店客人则没有这样的信息上的优势。同时，受害人也只能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而不能证明其发生原因。所以，当住店客人受到第三人人身侵害时，对饭店的归责原则应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饭店承担举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责任，如其不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自己已经按照上文所述的两个判断标准全部履行了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则应推定其有过错。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根据以上对饭店安全保障义务性质的分析，饭店的责任应分为以下两种不同情况。
1.补充责任。如前文所述，现行的几种责任形式并不适宜解决第三人侵害住店客人人身安全时饭店的责任承担问题。为了在饭店责任与第三人责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应认定饭店与第三人之间是补充责任关系。即受到人身侵害的住店客人应当直接向直接责任人（第三人）请求赔偿，第三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补充责任人即饭店一方的赔偿责任也终局消灭，受害人不得再向其请求赔偿，第三人也不得向其追偿；只有在直接责任人无法确认或直接责任人不能全部赔偿，或者不能赔偿的时候，受害人才可以请求补充责任即要求饭店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2.不真正连带责任。如果住店客人与饭店约定了比法律规定更高的安全保障义务或经营者单方承诺的安全保障义务高于法律规定的要求时，若饭店违约，第三人侵害了住店客人的人身安全时，则饭店基于自己的违约，第三人基于自己的侵权，双方与住店客人构成不真正连带债务关系，双方对住店客人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不真正连带债务，为数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以同一之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之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契约上之损害赔偿债务与侵权行为之损害赔偿债务之竞和” [16]为不真正连带债务之一种典型形态。由此看出，不真正连带债务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被侵害人（住店客人）有选择权，他对于饭店和第三人的两个赔偿请求权的内容是一致的。选择哪个请求权行使，由被侵权人自己决定。一个请求权的实现就意味着另一个请求权的消灭。就不真正连带债务中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原则上各债务人之间无共同负担部分。除非不真正连带债务人中有人应对债务的产生负法定的终局责任，否则一个债务人履行债务时债务归于消灭后，对其他债务人并无追索权。因此，饭店和第三人原则上不存在责任的分担。除非法律法规中有特别规定，任何一方向住店客人赔偿后不得向另一方追偿。

签名确认制？密码确认制？
——信用卡消费盗用风险的产生、分配和转移

赵庆庆 dinazqq@hotmail.com


深圳发展银行2002年8月推出国内第一张密码信用卡，今年4月份，为其密码信用卡申请专利。
工商银行从2002年5月16日开始执行使用牡丹信用卡消费在5万元以内免密码、免身份证，刷卡签字的制度。
2003年10月20日，武汉工行对信用卡刷卡消费恢复使用密码。
11月11日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向持卡人发出的一份通告，要求其在POS机上进行刷卡时，需输入个人密码。同时，还向特约商户发出了一份告知书，要求其在交易时，不仅要求牡丹卡持卡人输入密码，同时还要查验签名。一旦持卡人遗忘密码或者密码输错，商户有权进行压卡，向银行确认信息属实后才进行交易，确保牡丹卡持卡人的消费安全。
目前工行对信用卡消费采用的是密码和签名两种确认方式并存，比如，工行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城市以及江苏、广东、浙江全省实行的是签名确认制，而在其他的省市像河南、安徽等地则采用的是密码确认制。
上海本地的多家银行及信用卡中心正在积极探讨推广“密码信用卡”的可行性，有的银行已经完成了相关系统改造。2002年12月29日，当上海银行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时，他们沿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只需签名认证的做法。但是从今年6月开始，他们启动了一项名为“信用卡密码的客户化改造”计划——启动密码信用卡。
广东发展银行、中国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称仍然采用签名确认，持卡人持卡消费不需要输入密码。
……
一年多以来，各银行对信用卡消费采用签名确认制还是密码确认制的态度和行动不一，社会各界对此也意见不一。支持密码确认制的认为，这是为了满足持卡人消费习惯和保障安全的需要，而且不少发卡银行也已经付诸实践。支持签名确认制的认为，签名确认制符合信用卡的国际习惯，密码信用卡会给消费带来诸多不便，签名确认制能够保障持卡人的资金安全，不少银行仍然采用签名确认制。
从目前的争论来看，支持密码确认制的呼声越来越高，采用密码确认制的银行特别强调这是应用户强烈的需要。根据深圳发展银行公布资料，在其发行的近10万张信用卡中，98.3%的持卡人选择密码确认，只有1.7%的人选择签名确认。中国银联也表示对密码制的支持。似乎信用卡消费采用密码确认制是众望所归，大势所趋。
但，事实真正如此吗？密码确认制真的提高了持卡人的用卡安全，加强对持卡人权益的保障吗？以下进行深入分析。

一、签名根本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依据
主张信用卡消费密码确认制的人提出的核心理由是，目前签名不能有效确认“持卡人” （向特约商户提示信用卡的人）的身份，不能很好地防范信用卡盗用，保障持卡人（经发卡人同意而向其核发信用卡的人，无其他特别约定时，包括正卡及附卡持卡人）的用卡安全。
消费者持卡进行消费时，信用卡特约商户需要对“持卡人”的身份进行核实，确认“持卡人”与持卡人的同一性，即“持卡人”是经发卡人同意而合法使用信用卡的持有人。究竟特约商户是如何确认“持卡人”的身份，依据是什么？首先我们从几种现在发行量比较大，持卡人数比较多，使用范围比较广的信用卡的消费使用方式来考察。
中国银行长城人民币信用卡章程规定：“长城持卡人可凭长城卡及本人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在中国银行的特约商户直接消费购物，无需支付任何附加费用。”
中行要求：长城信用卡持卡人可凭卡及身份证件（彩照卡持卡人不必出示身份证件）在全国范围内任何一家中国银行长城卡特约商户消费，支付购物、住宿、旅游、交通、餐饮、娱乐等各种费用，不需交纳任何手续费，不需输入密码。如遇其他银行的机器提示输入密码，持卡人可输入任意6位数的密码，特约商户对信用卡、持卡人出示的身份证和持卡人本人进行核对（或彩照信用卡与持卡人本人），确认同一性后，持卡人方可刷卡消费。消费者在消费结账时应该检查签购单上记载金额是否正确，确认无误后方可在签购单上签名。签购单上的签名要与长城卡背面的签名相同。
建设银行龙卡信用卡章程规定：持卡人使用龙卡时需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彩照龙卡免示）并按本行规定在取现、消费、转账等凭单上签具真实姓名。
建行要求：普通卡持卡人办理消费结算时需将本人身份证和信用卡同时交给收银员，彩照卡不用提供身份证。当收银员将压过卡（ＰＯＳ划卡）的签购单交给持卡人签字时，持卡人须仔细核对签购单压印资料是否相符，金额是否准确，确认无误后在签购单"持卡人签名栏"签上姓名。持卡人在签购单签名字体应与信用卡背面预留签名相符。当收银员将签购单回单、信用卡及身份证件退还持卡人时，持卡人须认真检查信用卡、身份证是否本人所属，并妥善保管签购单以备查账。
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持卡人用牡丹卡购物消费或支取现金，均须同时出示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军官证、护照、回乡证)，在中国工商银行自动柜员机(ATM)上存取现金或在销售点终端(POS)上转账结算，必须遵守发卡机构的有关规定。
　工行要求：“持卡人需将牡丹信用卡、本人身份证件一起交给商户收银员，当收银员将压过卡的一式四联签购单交给持卡人时，持卡人需仔细核对压印资料是否正确，金额是否与购买商品或消费的金额一致，确认无误后，在签购单“持卡人签名”栏用惯用字体签名，以便收银员核对。当收银员将签购单第一联、牡丹信用卡及身份证还给持卡人时，持卡人须认真检查信用卡、身份证件是否属本人，并妥善保管签购单第一联，以便日后查账用。
农业银行金穗卡章程：金穗卡持卡人凭金穗信用卡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可在中国农业银行指定的机构存取现金、办理转帐，在特约商户购物消费。
交通银行太平洋信用卡章程：持卡人用太平洋卡购物、消费或支取现金,均须同时出示身份证件,照片卡在自动柜员机(ATM)、销售点终端(P0S)和柜面终端上凭个人密码用卡时可免示身份证件；在交通银行指定的现金存款机(CDM)和自动柜员机(ATM)上存取现金或在销售点终端(P0S)上办理结算时,必须遵守发卡机构的有关规定。
（以上资料来自各银行网站）
从以上列举的几家银行的信用卡章程和使用须知中分析不难得出，特约商户应该是通过“持卡人”提示的身份证件，根据信用卡上姓名拼音和签名与身份证姓名的一致性、身份证照片与“持卡人”形象的一致性，或者信用卡上照片与“持卡人”形象的一致性来确认同一性的。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1月26日发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43条：特约单位经办人员受理信用卡时，应审查下列内容：（1）确为本单位可受理的信用卡；（2）信用卡在有效期内，未列入“止付名单”；（3）签名条上没有“样卡”或“专用卡”字样；（4）信用卡无打洞、剪角、毁坏或涂改的痕迹；（5）持卡人身份证或卡片上的照片与持卡人相符；（6）卡片正面的拼音姓名与卡片背面的签名和身份证上的姓名一致。这也足以印证特约商户实际并不是通过签名核实“持卡人”身份，确认“持卡人”与持卡人同一性。（1999年3月1日开始实施央行颁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没有再作出这样规定，由发卡银行自行规定，但1996年的《管理办法》仍然说明了特约商户是如何确认“持卡人”身份的。）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那么合理的程序应该是“持卡人”在提示信用卡之后就以签名的方式证明自己的身份，由特约商户进行核实，而不是刷卡之后，在已经成型的签购单上签名。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那么签名应当具有非常高的特殊性、难模仿性，形式是经过特别设计的，因为越是不具有特殊性的签名，越是需要通过技术鉴定才能确定签名之间的一致性，签名也不必是持卡人的真实姓名，签名只需要便于特约商户收银员用肉眼直观进行一致性的辨认。但是各信用卡章程都只是要求“持卡人”的签名与信用卡上的签名一致，即样式的相近，而没有要求签名的样式具有特殊性。工行甚至还要求“用惯用字体”签名，如果把“惯用”理解为“持卡人通常使用”，从这还可以推论出，工行牡丹信用卡上的签名应该是一般性的，不具有特殊性，持卡人不能使用特别设计的签名，而“惯用字体”的签名意味着签名使用的频率很高，更具一般性，被模仿的可能性就更高。假设一个持卡人的姓名为“丁一”，如此简单的姓名，即便是经过特殊设计，模仿起来也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又如何通过签名确认“持卡人”的合法身份呢。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并且不要求持卡人的签名样式有特殊要求，甚至持卡人可以用惯用字体随便写几个字，通过书写习惯鉴定书写人的同一性，那么特约商户应该具有鉴定签名的措施，这就包括一定的技术设备、一定有良好鉴定经验的人员，而事实上特约商户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并且这样做也是不实际的，除了考虑现有鉴定技术本身发展的水平，从经济角度考虑，也是没有必要的，成本非常高，毕竟信用卡消费是一种交易，交易要求方便快捷，严格的笔迹鉴定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十分关键，而在民事活动中不是这样，民事活动总是建立在一定的信用基础上的，即当事人对一定事实的信任，法律给予一定条件下的推定。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那么信用卡背面持卡人签名栏不应该是现在的这种形式（白色的条形空白栏），这很容易被变造，被更新，被重新签名，使所谓确认一致性的基础性参照物——持卡人在信用卡上的签名丧失。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那么特约商户如何保留自己已经对一致性进行确认的证据呢？当信用卡被盗用使用后，卡随即也被盗用者带走，特约商户确认一致性的信用卡上的签名也就无从考证。
如果签名是确认“持卡人”身份的方式，彩照信用卡上持卡人的照片又有什么特别意义呢？难道辨识签名比辨识别照片肖像和本人更容易吗？
也许有人说，国际上信用卡的使用是不需要提示身份证件，完全是以签名确认身份的。但这是因为国际上对签名有相应的鉴定认证系统和责任分配制度，以此降低风险，维护持卡人的利益。我们不能单单从签名这个形式来比较。
所以说，在国内，签名并非特约商户核实“持卡人”身份，确认“持卡人”与持卡人同一性的手段。要求持卡人的签名和信用卡上的签名一致，这真正的意义在于，签名是持卡人交易意思表示的证明。

二、签名是持卡人交易意思表示的证明
当我们用现金（或借记卡，尽管有所区别，后面有说明）进行消费的时候，交易是及时清结的，消费者从商户得到商品或服务，并向其支付现金，双方之间不需要一定形式的合同，因为合同其实是当事人对未来的买卖。商户只向消费者或提供一定的小票，以备消费者报销、退货或用作商户承担产品责任的证据，或根本不提供任何凭据，比如我们在麦当劳和肯德基消费。
而信用卡消费是一种信用消费，当商户向持卡人提供了商品或服务之后，持卡人是没有向商户支付价款的，给予其一定的信用，之后由发卡银行向商户进行支付，这样商户必须保留自己已经向持卡人提供了商品或服务的证据，证明自己与持卡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发卡行作为向持卡人授信的人负有向自己支付的义务。
“持卡人”在签购单上的签名是“持卡人”对交易的认可的意思表示，此签购单是双方交易意思表示一致的证明。同时，“持卡人”签名与信用卡上签名一致，证明此意思表示是由拥有发卡人授信的合法持卡人做出的，债的关系在特约商户和持卡人之间建立，根据发卡人和持卡人之间的授信关系，发卡人即银行向特约商户支付价款，而后持卡人再向发卡人还款。
可以看出，在整个这个信用卡消费交易关系中，特约商户与持卡人之间真实的交易关系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之后的发卡人与特约商户，持卡人与发卡人之间的关系都无从建立。而具有持卡人合格签名的签购单对双方来说都是这个真实交易关系的证明。
另外，发卡人均规定完全行为民事行为能力人才能申请信用卡并为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配偶或亲属申领副卡，足见信用卡消费是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意思表示能力。
所以，在确认“持卡人”的同一性之后，持卡人需要在签购单上签名，并且签名需要和信用卡上的签名一致。
再从反面来看，如果持卡人没有在签账单上签名或者签名与信用卡上的签名不一致，就不存在持卡人交易的意思表示的证明。那么如果一个持卡人没有诚信，有欺诈的意图，他完全可以主张自己根本没有交易的意思表示，否认自己与特约商户之间的交易和债的关系，发卡人不应向特约商户付款，自己更没有向发卡人还款的义务。对此，特约商户不能证明持卡人已经从其处得到商品和服务的消费，他们之间存在交易和债的关系。或许特约商户能够“幸运地”通过其他证据，比如人证来证明，但这极具有偶然性和难得性，并且这种证据在诉讼中的证据力也是不确定的。
特约商户也许会主张，持卡人提示信用卡就是其意思表示的证明，但是问题是特约商户如何证明交易当时“持卡人”就是持卡人呢？如果交易当时，特约商户在确认了“持卡人”身份的之后，进行刷卡，并且持卡人在签账单上签名，签名与信用卡上的一致，那么签账单上合格的签名就浓缩了特约商户确认“持卡人”与持卡人一致性和“持卡人”交易意思表示的内涵，是合法持卡人提示信用卡做出交易的意思表示的有力的证据。